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村级治理结构及其效能——基于XX村“人情风”整治的调查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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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村级治理结构及其效能基于XX村“人情风”整治的调查研究行政与自治是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的两种基本工具，其不同组合方式生成了行政支配型、自治主导型、行政适配自治型三种村级治理结构。基于XX村“人情风”整治实践考察发现，行政适配自治型治理结构因基于村民同意的内生性公共规则能够获得权威基础，共识+强制”规则嵌入能够获得普遍约束力，村民间的弥散化问责能够最小化治理成本，从而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实践表明，治理人情异化现象并不必然以国家在场作为前提条件，乡村自主生产的公共规则可以部分约束人情内卷化困境，而行政力量适时嵌入则可以进一步提供规制权。在实践中，要通过处理好村民公共性与行政嵌入的关系，

2、找回乡村主体性。通过行政与自治力量在乡村场域中的有效互动，形成行政适配自治的善治局面，从而最大化基层乡风文明建设效能。乡风文明既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的有力抓手。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家庭家教家风作用，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在实践探索中,各地涌现出以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无事酒”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等为代表的乡风文明治理模式。这些模式均包含相同的隐喻，即以行政嵌入为前提，强调国家制度规制与乡村社会调试，通过互相妥协形成治理上的暂时均衡。但这类治理模式普遍面临监管成本高昂、政府中心工作转移则出现反弹等困境。由此引发

3、学术及政策层面的探讨，国家在场是否是乡风文明治理的必要前提条件？笔者基于宜都市XX村“人情风”整治的历时性考察发现，乡风文明治理并不必然以国家在场为前提。乡土社会的自治资源可以内生出破解人情内卷化的公共规则，而行政力量通过嵌入规制权，则可以找回乡村主体性，实现乡村社会的长效自主治理。文献述评与问题提出认识我国乡风文明治理模式变迁及当下困境，对于有效治理人情异化现象具有基础性意义。在“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传统时期，乡绅与宗族权威作为政府在县乡以下的代理人,承担着重要的礼仪教化职能，其所依赖的治理工具主要是乡规民约、家法族规与民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规范，其有

4、效运作的权威基础则建立在乡土熟人社会的传统礼法、基层组织的乡约宣教、家法族规的村落化与延展化、乡村精英的教化授命基础之上。人情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规范，不论是表达性送礼还是工具性送礼，都在维系私人网络方面发生着重要作用。在关系紧密的乡土熟人社会，人情网络比物质与金钱更加重要。而伴随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熟人社会逐步走向无主体熟人社会，作为治理主体的传统乡绅被政党组织所取代，村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为家户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直接联系所取代。支撑传统乡土规则运行的社会基础发生变化，各地名存实亡的村规民约不再能够发挥制约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作用。近年来，相互攀比、借机敛财、愈演愈烈的“人情风”异化本质上是

5、原有乡土文明规则趋于解体的结果。这一人情异化程度与村庄结构有着重要关系，在缺少结构性力量的中部农村，人情异化现象最为剧烈。有效治理人情异化现象，是实现乡风文明的重要内容与有力保障。以政策实践及学界研究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种路径。一是“行政嵌入一回应调试”范式。既然农村无法再生产具有约束性的公共规则，那么就需要政府输入具有权威性、约束性、群众性的公共规则，在现实中可以通过党和国家提供原则性倡议、基层组织给予政策性建议、群众自治组织出台村规民约来进行。乡村秩序瓦解是政府介入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前提条件，政府通过输入政策规范、调动行政资源能够激活村庄内生资源，实现人情与乡村秩序重构。但政府通过自上而下行政

6、嵌入实质上是实现普遍主义取向的公共规则与特殊主义取向的人际关系结构的融合Q一方面，公共规则可以抑制人情名目；另一方面，却带来村民对公共规则选择性遵从。二是自治、法治、德治多因素融合范式。市场化冲击带来了乡村社会的转型，但这是乡村社会现代化不可抗拒的进程Q重构与市场化背景下相适应的乡村秩序需要在树立共同信念、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及行为规范建设三个方面努力。具体可以在党和政府引导下，通过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社会化路径,达到扩大治理主体、增加治理资源的效果。通过动员多主体参与治理，则可以适度矫正这一人情异化机制。基层政府通过搭建起村民之间交流互动的平台，促进村民参与基层社会自治，遵守社会网络的制

7、度规则。通过努力构建社会资本，从而促进社会成员间广泛合作，以此提高社会行动的成效。上述研究视角基本是以国家在场作为乡风文明有效治理的前提条件，但也有学者基于东中西及南北区域差异指出，人情属于社会事务，理应通过村民自治来解决。在中部地区，农民深为人情所累但自身又无法走出困境，应该采取基层政府出台文件加以规范引导的形式。亦有学者基于晋江农村移风易俗实践指出，移风易俗由地方政府发起,最终经由基层组织推动转化为地方自主性治理，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机制在于有为政府的政治动员、协同治理以及柔性治理方式。尽管这一理论推导承认乡风文明建设理应由村民自治行动加以解决，但在具体行动路径上，仍然没有超脱出自上而下行

8、政引导自治的视角，即仍然认为国家在场是乡风文明有效治理的前提条件。这一视角最大的挑战在于，当行政力量面临其他中心工作时，缺乏内生性力量约束的乡村极有可能会重新陷入人情内卷化困境。2023年5月，笔者借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观察”项目，以宜都市XX村近十年“人情风”治理过程为观察对象，笔者发现的实践案例支持上述研究中所指出的村规民约仍旧是有效治理“人情风”工具的论断。但与已有研究不同，这一村规民约并非是行政力量自上而下行政输入，而是源于村民自主建构。自主建构的村规民约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获得村民的自愿性认同。同时，无需行政力量常态在场，便能够实现乡风文明的长效自主治理。这一案例可能的理

9、论贡献在于，说明行政嵌入并非人情治理的前提条件，乡村可以内生出治理人情异化的公共规则，行政力量适时赋能则可以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XX村“人情风”整治的历时性实践行政与自治作为人情治理的两种基本工具，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行政以强制为保障，以效率为追求取向，具有化繁就简、复杂事情简单办的化约逻辑。自治以内生自我约束为基础，是在他律约束之下的自律治理，有效的自治则依赖于自我道德与外在强制的双重约束。行政与自治在乡村人情治理场域中的不同互动模式，生成了行政支配型、自治主导型、行政适配自治型三种治理结构，不同的治理结构。彰显出不同的治理效能。笔者以宜都市XX村近十年“人情

10、风”整治实践为观察对象，发现该村大致经历了上述三大治理过程。行政支配型：强制规则的普遍性嵌入与治理失灵2013年以来，XX村村民每年红白喜事送礼支出大约在两万元左右，村民不堪重负，但又无法退出湖北省宜都市相继出台了干部职工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申报管理办法中共宜都市委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通知等多个文件，试图整治愈演愈烈的“人情风”现象。但这一政策在实践中遭到村民抵制，最终名存实亡。1 ,强制规则嵌入的情理困境干部职工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申报管理办法等政策规定，普通村民除了婚丧事宜，一律不得操办其它事项；党员干部更为严格，不仅要履行审批手续，且限制桌数与规模。普通村民认

11、为，举办红白喜事并不触犯相关法律法规，因而政府无权干涉。此外，之前人情往来一直净支出的家庭认为，严管后则会面临巨大经济损失。党员则认为，单方面约束党员无法切断党员与群众之间的人情来往，长此以往自身会面临经济困难。因而，村民对这一政策存在抵触情绪。政策执行伊始，XX村党支部书记WJ对政策加码执行，与村委会干部一起，强行拆除村民搭建的彩虹门。对于限J加码执行政策的行为，村民普遍认为限J是为了向上级镇政府示好，争夺“文明村”荣誉称号，而不惜不顾村民利益。2 .村民以“软抵抗”消解政策效能2017年6月，为了有效执行“人情风”整治政策，XX村村委会联合该镇工商所、派出所进行强制执法。通过检查食品是否合

12、格、参加随礼人员是否酒驾等行为，试图阻止红白喜事的进行。但村民对政策的质疑、对村党支部书记的不信任，导致了村民的不合作行为Q尽管村民不能公开抵制政策，但可以采取使红白喜事过程更加隐蔽等“弱者的武器”加以抵制，例如，不公开搭设彩虹门，不饮酒Q村委会面临其它各项工作，有限的人手、时间无法制止村民的集体不合作。最终，镇政府及村委会不得不放松管制,使得上述“人情风”治理政策名存实亡。自治主导型：内生性规则的自主生成及运作限度由于政府“一刀切”使得之前人情支出失衡的农户面临经济损失，强制遏制人情往来造成仪式性人情表达功能丧失，而遭遇双重情理困境，村民纷纷采取不合作行为。但应当看到，由于巨大经济负担，村民

13、有渴望走出人情异化的内在动力，这正是后来XX村能够自主治理“人情风”的逻辑起点。2018年，在XX村退休乡村教师VVZQ的牵头组织之下，XX村内部生产出了一套公共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情愈演愈烈的风气。1 .乡贤推动下的内生性规则自我生产WZQ对于铺张浪费的人情往来现象有着切身感受，有着改变这一现象的强烈动力。WZQ在走访100余户村民之后，征求家家户户的意见，形成了红白喜事办理约定。28条约定围绕着操办范围、办理程序、违规自愿接受惩罚等条款作了详细规定。WZQ挨家挨户上门讲明情理，村内683户人家均在上面按上手印。二组村民易某对此表示：“我也不愿意没事整酒，钱其实都被餐饮行业拿走了Q但是

14、我不整，别人要整，我不整就得亏钱”。2 .内生性规则的运作及其限度没有契约的签订，村民单方面退出人情送往机制就会在道德上陷于孤立困境，甚至面临人情断裂的风险。但共同签字的契约为村民退出不必要的人情往来提供了合法依据。自此，村民每年随礼支出由两万元降到了八千元左右。但是出于经济利益的刺激，100多户村民未签订契约。这些村民仍旧时不时举办“无事酒”，导致村民互相之间签订的契约不时会受到契约外群体力量的挑战。签订契约的村民自身不再举办“无事酒”，但就是否参加契约外群体“无事酒”的问题上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出于维护人际关系需要，在减少随礼金额的基础上仍旧送礼；一部分人认为自身不再举办“无事酒”，大大减

15、少了回礼机会，而这些乱“整酒”的人本身就不道德，因此没有必要再参与随礼。行政适配自治型：行政再嵌入助推内生性规则有效运尽管XX村乡风文明程度大大提升，但VVJ认为这一契约无法限制村内未签名的村民，不能彻底根治乱“整酒”这一不文明现象。而且长久持续下去，参加“无事酒”的村民很可能会产生心理失衡，最终出现“人情风”反弹现象。MJ与VVZQ进一步商量，于2018年5月3日成立道德评议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村党支部直接领导，成员由该村党员代表、热心群众共7人组成，负责治理村内红白喜事。随后，村民大会集体表决通过了一系列更加细致的村规民约，将适用范围扩大到每一位村民，有效杜绝了乱整“无事酒”的行为。1 .引

16、导村民进一步细化人情规则WZQ制定的28条约定，存在操办范围太广、红白喜事仪式规模过大的问题。2019年12月15日，XX村召开村民大会表决通过XX村村规民约。这一规约首先是确定操办范围,仅限于婚事、新生儿出生、丧事，从源头加以控制。其次是明确办理程序，红事在办理前十五日内将办理事宜报红白理事会审批并交村党支部审核，白事即时联系报备，由事主就办理程序、桌数、礼金数量、饮酒、垃圾清运等问题签订承诺书并向红白理事会缴纳保证金1000元，如果违反规定则直接扣除。2 .基于村民同意嵌入强制规则XX村通过召开村民大会，表决通过理事会制定的文明诚信积分细则，规定每户人家每年诚信基础积分为100分,遵守移风易俗、文明礼俗习惯的则加分，反之则减分。细则确定了22个加分项、31个减分项、3个一票否决项O红白事宜办理情况记入村民诚信档案，为以后村民参军、入党、公务员录取政审等提供审核依据。一组村民杨某表示:“现在谁还敢整无事酒？自己背后挨其他人骂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