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docx

《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docx（4页珍藏版）》请在第一文库网上搜索。

1、堆考古与中国古物体系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最令人震惊又最令人费解的考古成果，首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一系列的考古新发现带给世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然而,人们最大的困惑在于：三星堆究竟从何而来？它的文化面貌为何非同一般？三星堆究竟是“外来文明”还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它和中国古史记载之问究竟有无线索可寻？由于迄今为止我们尚无法仅利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通过器物对比来探讨三星堆的1来龙去脉”，所以要突破这一研究瓶颈，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中去寻找可能存在的古老线索。利用丰富的中国古史传承体系，从中探寻三星堆所反映的历史信息，不失为可取的方法之一。如何看待三星堆考古与古史传承体系三星堆

2、在既往的历史文献中有无线索可寻？这首先涉及一个争议多年而至今仍存歧义的基本立场，即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古史传说及其价值。以今天考古学和古文献研究两方面所取得的成缱，似乎已经可以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我们在重速古史的过程中，一方面决不能如同反对走出疑古时代”的学者所批评的那样，仅仅依靠“已经被疑古思潮撕去神圣外衣的儒家经典”；但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不能置中国古代丰富的古史传承体系于不顾（事实上这个体系中并不只限于“儒家经典，也包含了自远古时代以来极其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涵），而是应当在对考古学文化语系进行科学梳理的基础上，同时注重对传统文献进行去伪存真、深入辨析的科学分析，开展两者之间的对证研究，寻

3、求其间可能存在的原初的“历史信息和历史线索”。和中原王朝的古史传说相比较，三星堆考古文化的主体为夏商周时期的遗存，在古史传承体系中也普留下不少有关“古蜀”的传说和记献，有些古史传说还包含大量未经儒家经典“整束”之前不那么“雅驯”的朴素内涵，恰可与三星堆独特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相互对应、进行比较。通过探索古史传说中的质素与核心，从神话和传说中去寻找“史实”的线索，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三星堆，从而也重新估量中国古史传承体系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本文所采取的法本立场和方法论。三星堆与中原文明传承体系我们首先要进行梳理的，是三星堆与中原文明传承体系的关系。三星堆发现的地点位于川西平原，在地理位置

4、上恰与古史传说中“古蜀”的地望大体相符，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也多将三星堆和古蜀文明相互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而关于古蜀与中原关系的历史叙事，历来史家有两个讨论的热点问题。其一，关于商代甲骨文当中出现的蜀”字。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对于参与此次周伐殷重大军事行动的“蜀”的地理方位，诸家有不同观点，对此，李学勤先生有过很好的总结；.很多人以为蜀地僻远，交通封闭，长期不通中原，甚至怀疑陵武王伐纣的蜀的地理方位。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巳足以纠正这种误解，有充分证据表明，在商代及其以前，蜀地已与中原有文化上的沟通。广汉三星堆的发掘，更以大量材料印证了这一点。1新繁水观音等地出土的巴蜀青

5、铜器年代要晚于三星堆文化，但和三星堆文化之间有着考古文化上的连续性。虽然近年来在新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中并无新的巴蜀史资料发现，但从今天四川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总体性特征来看，至迟在殷商晚期的三星堆文化中，已经可以确认与中原青铜文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以三星堆等为代表的考古文化与古舞文明有关，过去股商甲骨文中出现的-蜀”，即为四川之古蜀，似也可成定谶。其二，传说中蜀人是黄帝的后代。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昌意是黄帝与嫖祖的儿子，类似记载也见于吕氏春秋古乐编和大戴礼记帝系，由它们构要的这个传承体系，很明显是中原古史传承体系的产物。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曾参互比较诸史记载，将这-体系杂糅到古蜀自身的古史传承体

6、系之中。十分明显，将古蜀之先王“蚕丛”与黄帝一系相连接，是在蜀地被纳入中原文化体系之后，具有儒家正统史观的学者将中原文化体系与古蜀不甚雅驯的传承体系两相1嫁接”的结果。符古蜀的古史传承联系到黄帝，与中原文化的影响直接相关。这套中原文化体系的传说进入古蜀传承系统当中，在文献线索上也并非孤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帝国反项在这个古史传承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按照蒙文通先生所划分的“河洛民族”体系，黄族自黄帝而后，要以颛顼最为杰出，其最大的贡献在于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徐旭生先生也同样强调,帝额顼康为主要的事迹是1命重黎绝地天通，在宗教进化方面有特别重大的作用，前人关于帝颛项在这个体系中重要性的理解，

7、对于认识三星堆文化的特殊面貌和内涵尤其重要。上述这个以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帝系为代表的、具有中原文化特点的传承体系，同样被具有古蜀自身特点的华阳国志所吸收。刘复生认为，这是因为华阳国志的作者晋人常琥所在的时代，蜀地早巳被纳入中原文化体系，他本人受到儒家思想熏染的结果。这个传承体系在西汉褚少孙注史记三代世表时还一直延续下去。这一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古蜀虽然远高中原，却在其古史传说当中保留了大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史实素地可能来自中原，也有一些更具神话色彩的传说则可能来自古蜀自身。例如，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玉器，无论从器物的类型、形制特点上看，都与中

8、原青铜文化出土的玉器有诸多共性。三星堆出土的带有绿松石的青铜牌饰，更是与二里头文化中出土者十分相似。再如，虽然迄今为止三星堆尚未发现中原商周青铜礼器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鼎，但同样可以作为礼器使用的尊和图的发现，也足以证明三星堆青铜器接受了来自中原商周青铜礼制的影响。最发人深思的是，三星堆考古最大的特色，是出土了青铜面具、头像、各类人像或神像以及育锢神树等一批具有浓厚神秘色彩、造型与张怪诞的器物群，尽管我们迄今为止尚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命名以及具体性质、功能的推断，但总体上可以认为其与神灵、祭祀、沟通天地这类介于“人神之间”的行为活动有关。而这一点恰恰与古史传说中帝颛项乃命重黎，绝地天通这类具有巫现

9、性质的原始宗教仪式相契合。沟通天地人神，是宗教人物的重要任务。在山海经楚辞国语等古代文献中，正是由帝igi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从而结束了自远古以来天地混沌、人神不分的局面,完成了人神之间的分离，天属神，地属民。从此沟通天地人神要仰仗巫祝与巫术，而在巫术仪式中所要借助的神秘力量则包括商周青铜器上的各种动物纹样、龟策、神山、神树等象征性器物。如果用这个观点来解暮三星堆青铜器当中出现的上述这类具有神秘色彤的器物，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若此说成立，那么如同上文所言,徐旭生、蒙文通先生对于帝甑项在古史传承体系中特别显示出其在原始宗教方面有着“突出

10、贡献1的谛价，或许也在三星堆考古遗存之中找到了历史的折射光影。换言之，帝颛顼在中原黄帝这一传承体系中带有厚重宗教色彩的特点，随着中原文化向着四方的传播，也辐射影响到了西南古蜀文化，从而在三星堆考古中得到了某些印证。三星堆与古蜀文明传承体系古蜀自身也有其独特的古史传承体系，最主要的文献依据是相传为汉人扬雄的蜀王本纪和晋人常球的华阳国志这两部书。蜀王本纪过去一直题为西汉人扬雄所著，后耒徐中舒先生考证认为它有可能为三国蜀汉时期的谯周所作。此书早已佚亡，在清人严可均所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尚存辑本。按照徐中钎先生的考证，蜀王本纪初名蜀本纪或省称蜀纪，汉末刘焉为益州牧时，宾客中人来敏撰有本蜀论，

11、水经注曾经引用过其中两条，其成书当在蜀本纪之前。从本蜀论到蜀王本纪再到华阳国志，古蜀文明这一独特的传承体系虽然不断地增减变化，但其中最为古朴也最为核心的部分却仍然得以保留：第一，它提出了一个与中原文化体系有所不同的帝王世系二即古蜀先后经历了蚕丛、柏漫（即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朝代工第二，古蜀的历史按照华阳国志记戏，上起于蜀之为国，篝于人皇”的远古时代，下止于公元前316年（周慎王五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虽等从石牛道伐蜀灭亡巴蜀，“凡王蜀十二世，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工蚕丛等都是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第三，古蜀国的帝王世系并非自为一系、连续不断，而是有着不同的来源和不同的

12、组成部分。将古蜀这些看似充满神话色彩的“帝王世系”进一步加以剖析，可以发现其中所隐藏的很可能正是古代四川地区远古文明一些真实的面貌。如果我们将包括三星堆文化在内的四川上古时代一并纳入这个传承体系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文献中的世系传承体系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也有着密切关系。首先是关于蚕丛氏。后世传说的蚕丛事迹，多与四川西北今岷江上游有关。我们认为，蜀人先民中的一个支系很可能是从川西北方向以岷江河谷作为通道进入川西平原。蚕丛之后为柏灌、鱼凫。可将柏灌氏视为“蚕丛氏中向平原地区迁徙的一支，其活动中心在山区向平原过渡的今天灌县（即都江堰市）一带，鱼凫在文化上的一个最为明

13、显的特征是农业的发达，成都平原应为鱼凫族活动的中心地带。张勋燎先生从地名学入手，首倡“鱼凫”族为古代巴族之说，认为它们和文献记载所反映的古代巴人西迁路线以及早期巴、蜀关系都有着密切关系。由此可知，古代蜀人中的鱼凫氏与蚕丛氏并非同出一系，而是从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沿江西上，逐步迁徙到以西地区的。鱼凫之后的杜宇氏也是另有其源头。杜宇娶朱提女子为妻.这至少可以认为，古蜀族有一支可能是来自从南北上、自云南进入川西的族群。杜宇之后的开明氏，是古蜀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开明氏可能原系长江中游荆楚地区的族群，以善于治水而著称，后来西迁至成都平原，取杜宇氏而代之，成为最后的蜀王。通过对古蜀传承体系的梳理可知，首先，

14、古蜀的确有着与中原古史传承体系有别的独立体系，分别以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世为其代表，各世各有其名号，实质上均各为一部族集团，各世之下还有各代、各王的传说，它和中原古史传承体系中的“帝系”极不相同。其次，这些部族集团并不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世系传承系统，当中既有来自西蜀本土者，也有来自西北、西南和东方长江中下游的各个支系，表明古蜀作为一个地域、国家来看很早便巳经是一个多民族相互交流、融合的开放系统，吸纳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观念、思想和技术并融为一体，并非一个单一的族群。最后，这个系统与前文所述中原古史传承体系之间，也是各有分合。前文中我们曾举到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将中原古史传承体系杂糅到

15、古蜀体系之中的痕迹，指出这是在蜀地被纳入中原文化体系之后，具有儒家正统史观的学者将中原文化体系与古蜀不甚“雅驯”的传承体系两相“嫁接”的结果。这里可以补充的一点是，作为黄帝后裔的是蚕丛而并非其他蜀王的原因。通过时蜀王世系进行梗理后我们知道，在这个传承体系当中，除蚕丛（柏灌或可视为与其同为一系）之外，鱼凫、杜宇、开明各世都与之不属同一系统，而是“外来的统治者，所以如同李学勤先生所言“汉代的蜀人称其先世，自然要追溯蚕丛一系的蜀王了工在这样的一个大历史背景之下,再来观察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有些疑团似乎可以找到一些1解疑”的线索。例如.三星堆青钢器的造型、纹饰，尤其是龙、虎、鸟、大眼兽面等神秘动物图像，

16、和我国南方青铜器系统（如湖南、湖北）有若密切的联系。俞伟超先生曾结合古史传说中的“窜三苗于三危”这个记载，推测三星堆与长江中游古文明之间的关系，认为后者即是三星堆的来源之一。李学勤先生也曾经比对三星堆祭祀坑当中出土的青铜容器龙虎尊，寒、彝等器物和陕西城固、湖南、湖北等地同类器物，一方面认为城固已经发现有二里冈时期的青铜器，所以商文化从汉中进入四川的路线价值不容低估；另一方面则更主张以下可能性：三星堆的青铜文化最接近于湖南、湖北，而且与淮河流域的安徽一隅也有联系。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设想，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经谁至江，越过洞庭湖，同时溯江穿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通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他的这个设想，与蜀地古史传承体系中的这些神话传说之间，也有暗合之处。当然，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很难将以三星堆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