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坚决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工作情况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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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年坚决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工作情况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指出，“坚决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新型腐败与传统类型腐败相比，体现为一些新的腐败行为表现方式。实践中，很多新型腐败之所以“新”，就在于其“隐”，与传统直接、单一、简单的腐败行为相比，呈现出更多的伪装性、隐蔽性。面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研究新问题新情况，紧紧抓住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特征和表现，与时俱进破解实践难题。一、深入把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特征和表现(-)从腐败手段上看：具有间接性、市场性、迷惑性。与传统腐败类型“一手办事，一手收钱”不同

2、，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一般采取迂回策略，提前谋划、层层设防，间接性、市场性的特征非常明显。1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一些腐败分子精心设计交易过程、资金流向、收益结算，为腐败行为披上“市场化”“专业化”的隐身衣，企图以民事行为、市场交易来伪装、掩饰、混淆、辩解，掩盖权钱交易本质，主要手段有“虚增交易环节”“放贷收息”“低买高卖”等。以“虚增交易环节”为例，腐败分子将谋利手段嵌入合法交易过程中，使之成为交易中的一个环节，从而增加交易成本，达到贪腐目的。2 .通过“期权变现”，实现“延期满足”。一些腐败分子为所谓的“安全”起见，任职期间不急于追求利益变现，而是通过打“时间差”将

3、手中权力“期权化”，延缓利益兑现时机，离开工作岗位或退休后才兑现利益，实现了不正当利益的“延迟交付”和“延期满足”。比如，X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XX,利用职权帮助老乡XX获得了多个工程项目，为了“安全”起见，双方约定待XX退休后XX再送给其X万元。3 .政商“旋转门”、银企“旋转门”等花样百出。一些腐败分子在任职期间“提前筑巢”，为企业谋取利益，离职后到关联企业任职领取“定制高薪”实现权力变现，大搞政商“旋转门”、银企“旋转门”、“逃逸式离职”。该腐败类型往往涉及任职期间谋利、离职后“任职”“领薪”等诸多环节，还可能披上“人才引进”“专家顾问”“实际参与经营管理”等外衣，加上企业定薪机制差异大、

4、薪资水平浮动也大，有的公司甚至是“一人一薪”，查处难度加大。4 .利用“影子公司”“影子股东”隐居幕后。“影子股东”即腐败分子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以他人名义代持股份并获得非法收益。“影子公司”比“影子股东”更为隐蔽，腐败分子不直接出面参与公司经营活动，而是隐藏于幕后暗中操控，以其配偶、子女或其他特定关系人的名义设立“影子公司”，安排亲属充当“台前木偶”，并利用自己的职务影响为公司经营站台撑腰，在甲方和乙方的双重角色中切换，亦官亦商。5 .境内办事，境外收钱。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腐败行为的风险越来越高，一些腐败分子将目光转向境外，大搞境内办事境外收钱、境内帮忙境外受益，腐败手段呈现境内外交织、

5、勾连的特点。(-)从腐败主体和对象上看：多元化与特定化并存。从查处的案件看，腐败主体从近亲属等身边人，扩展到远亲、姻亲、同学、朋友等“局外人”，呈现“家族化”“圈子化”特点。在腐败对象的选择上，一些腐败分子从来者不拒到只和少数几个“圈内人”打交道，腐败对象特定化倾向比较明显。1 .扶植“代理人”掩盖权钱交易。为了降低风险，一些腐败分子不愿“亲自动手”直接收钱，而是通过扶植一名或数名相对固定的“代理人”，或利用特定关系人间接获取腐败利益。通过扶植“代理人”，不仅能够掩盖不正当利益输送的过程，还能够将腐败链条人为复杂化，为腐败行为构筑“防火墙”。比如,X市原市长XX,从不直接和商人老板打交道，当有

6、商人到办公室找到她送予好处，她甚至怒斥该商人“不讲规矩”，俨然一个“清官”，而暗地里却将其胞妹培养成“代理人”，凡是涉及钱和项目都是其胞妹在背后操盘，尽管向某某没有亲自收受过一笔贿赂，却通过其胞妹从各种工程项目中攫取了数千万元的非法利益。2 .培养“钱袋子”代为保管不义之财。一些腐败分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约定收受或索取财物数额，但由请托人或“钱袋子”代为保管、随时取用。即便案发，因为行为人并不直接与腐败利益产生联系，如果行受贿双方不交代，查处难度则很大，腐败手段非常隐蔽。3 .精心“挑选”或“培养”行贿对象。从近年来查处的案件来看，“来者不拒”的腐败案件少了，而“精心挑选”甚至

7、“精心培养”行贿对象的案件开始增多。一些腐败分子精心策划,只选择与一个或者几个固定的“圈内人”来往，只收特定人员的财物，对于其他人送的钱一概不收，既能借此营造出“清廉”的假象，又能获得较大的“安全性”。比如，X市委原副秘书长X,自认为和商人老板打交道“不安全”，便只和与自己关系较好同学XX、表弟XX来往，对二人竭尽全力进行扶持，其家庭购车、购房等大额支出全部由二人买单，案发时，尽管X的受贿数额高达XX万元，但其受贿的对象只有吴某、卢某两人。（三）从案发领域上看：行业性、地域性特征明显。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行业领域也是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高发的领域，具有鲜明的行业性特征。1 .工程项目招

8、投标领域案件高发。招投标专业化要求高、程序链条长、涉及利益巨大，往往水深“猫腻”多，幕后操控、围标串标、工程“据客”等问题防不胜防，发现和查处难度较大，也是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案件高发的领域。2 .国有企业、平台公司投融资领域案件集中。国有企业、平台公司投融资领域资金密集、资源富集，加上投融资业务专业化、信息化程度高，在融资、并购、重组等业务中，腐败分子通过实际出资、同股同权、按比例分红等“合法”的表现方式，掩盖利益输送，从中攫取巨额利益。3 .金融领域贪腐“新手段”逐渐增多。金融领域违规发放贷款、挪用金融资金获取利益等“老套路”少了，但更具专业性、复杂性的“新手段”逐渐增多。腐败分子采取专业化

9、的手段和方式对其腐败行为进行包装，与金融业务、金融交易工具相互嵌套,隐藏在正常金融业务活动中兑现利益。4 .开发区和新区建设领域易发多发。开发区和新区的土地开发集中、重大项目云集、资金规模较大，享有诸多优惠政策和管理自主权，再加之政府监管部门的设置、监管权力的运行滞后于建设开发速度，极易滋生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四）从标的形式上看：由简单向复杂转化。腐败利益的表现形式更加复杂和多样，不再局限于显性和实体性财产利益，电子卡券、文玩字画等都可能成为利益输送的方式。1 .电子红包、卡券屡见不鲜。近年来，借助新的网络工具、方法、途径，“好处费”“辛苦费”通过电子红包、电子卡券进入腐败分子的腰包，“

10、土特产”“小心意”搭乘快递上门，让送礼和收礼都变得更加隐蔽。2 .“雅贿”依然存在。有别于传统腐败类型，“雅贿”因其以文墨、爱好为掩饰，加上所谓“雅”物的文艺品价值难以区分,导致识别难度比常规腐败手段更高。近年来，衍生出的挂名著书、高价“墨宝”、文玩玉器以及比赛奖金等贿赂形式，使得腐败表现形式更加复杂，也更加难以被识别。3 .“折扣”“优惠”等名目繁多。随着腐败行为向市场化发展，腐败利益也逐步市场化，部分腐败分子盯上了市场交易中的“折扣”“优惠”“内部价”等“福利”，将权钱交易隐藏到高额“折扣”和“优惠”之中，即使被发现也会因为商品价格正常波动、商业促销、企业销售策略等因素导致查处难度增大。二

11、、深刻剖析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滋生的原因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滋生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腐败分子规避打击的动机更强；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发展、经济业态多样，同时，制度供给不足，也给腐败问题的查处带来了客观困难。(-)腐败分子规避打击的动机更强。随着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腐败存在的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一些腐败分子转而寻求更具隐蔽性与迷惑性的手段进行贪腐。在侥幸心理的支配下，有的腐败分子更加精心谋划，防范、应对被查处的腐败手段和方法不断更新、隐蔽、异化。实践中，部分腐败分子不仅精通业务，还熟知法律法规，甚至“比照着犯罪构成要件规避查处”，通常会将腐败行为隐藏

12、于正常的业务或交易之中,外部监督很难探查到其腐败征兆，而且廉洁风险分散，查处难度很大。以信贷为例，从调查、定价、审批、投放、管理到清收、盘活、转让、核销，每个环节都有可能成为腐败分子“夹带私货”的目标，腐败手段的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日常监督较难发现和识别。（二）新兴行业高速发展，技术手段演化升级，为腐败分子提供更多可乘之机。随着互联网科技的进步，金融服务、电子支付、网络交易等新兴业态高速发展，借助于网络技术，腐败的利益载体不再局限于现金、银行卡、贵金属等实体性财物，股票、证券、基金、理财项目等更为隐蔽的方式已经成为腐败的重要手段，腐败分子可以通过电子支付工具、网络交易平台、网络金融衍生产品等手

13、段实现权钱交易。在这些新兴领域中，部分腐败分子利用掌握的专业技术知识，人为制造信息壁垒和识别障碍，不懂技术、不懂业务的“外行人”很难发现其中的“猫腻”。（三）行业监管措施不到位，相关制度更新较慢。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制度供给和政策规定一旦滞后或不足，就会让别有用心之人“钻空子”。实践中，行业监管措施不到位，尤其是在融资、拆迁、项目建设等领域，政策弹性较大，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导致“一把手”权力高度集中，容易滋生腐败，尤其是高新区、开发区等地域，这一问题更为突出。从近几年我省查办的系列案件来看，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的问题非常普遍。三、透过现象揭露本质，依规依纪依法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无论腐败手段如

14、何花样翻新、腐败路径如何精心设计、腐败利益如何腾挪转化，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权钱交易的本质不会变,要紧紧抓住权钱交易这个本质特征，培养穿透性思维，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行为表象揭露出违纪违法的本质。树立政治思维，准确认识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背后的政治危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防止政商勾连、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从近年来查处的案件看，金融行业、国有平台公司等领域是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的高发地带，有相当比例的案件中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交织，政治危害极大。要从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风

15、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的高度，深刻揭示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的社会危害性，防止政商勾连、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斩断权力与资本的勾连纽带。树立法治思维，准确适用纪法规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正风肃纪反腐，是实现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具有隐蔽性、复杂性，更需要牢固树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理念，对腐败行为抽丝剥茧，准确适用纪法规定。在违纪行为的认定上，要紧紧抓住党规党纪对相关问题的规定，从职务行为的性质、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等方面对行为进行全面分析。在涉嫌犯罪的认定方面，要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界限，正确区分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切实贯彻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和证据裁判原则，立足案件事实证据作出判断和处理，尤其要全面理解刑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等条文规定，积极探索不常用职务犯罪罪名的实践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