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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服儒行儒辨文/陈来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师从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现任孟子研究院特聘儒学大家、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以儒作为孔子所建立的学派之名,在论语里尚无其例。而在孔子死后不久,到了墨子的时代,“儒或”儒者已经成为墨子及其学派用以指称孔子学派的定名了。与墨者同时的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也以“儒而自命,并往往通过追述“孔子日”对“儒”加以定义和说明在这一方面,礼记的儒行篇可谓是最明显的例证。近代以来,因为孔子不曾对“儒”字加以解释和说明,已有的甲骨、金文资料中也没有儒字,于是引起诸多大家学者纷纷“原儒”,企图找出春秋以
2、前儒字的本义,从而说明春秋末期“儒”的特质和儒家思想的根源,以呼应20世纪前期对儒学的批评和关注。其实,不管“儒”在字源上的原始意义如何,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战国儒学在运用“儒”字上所表达的自我理解,以及战国时代其他学派对“儒”的思想刻画从他者的一面所反映的“儒”的意象描述,都突出显现了对何为儒之人格、何为儒家的学说宗旨在当时通行的理解,值得作一番清理。儒服衣服冠带在古礼中有其制度,随着春秋后期的礼崩乐坏,各种礼制都遭到破坏。儒家以继承和恢复周代礼乐制度与文化秩序为己任,所以在儒家传承的礼书中也往往涉及冠服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丧礼的冠服问题。但孔子的确也从以礼治国的角度谈到恢复古礼及其冠制:颜渊
3、问为邦。子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这里的服周之冕即涉及冠制,但孔子在这里并不是作为儒服来提出的,而是作为恢复三代文明礼制的一部分提出来的。这是儒家复礼的理想的一部分,所以后来荀子也提到冠制:“天子山冕,诸侯玄冠,大夫裨冕,土韦弁,礼也。”(荀子大略)就涉及从天子到土的衣冠礼制。据文献的记载,到了墨子时代,便明确有所谓“儒服”的问题出现了。所谓儒服,就是儒者所穿着的衣冠服带。不过,从论语看,在孔子的时代,并无所谓儒服。“儒服”的说法,首见于礼记的儒行篇,而即使在此篇,也证明孔子的时代还没有儒服的定制:鲁哀公问于孔子日:“夫子之
4、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日:“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礼记儒行)这是最著名的孔子论儒服的言论。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这的确是孔子的思想,可以说,虽然孔子自己对于所看衣冠有一定的讲究,但并未制定一种儒服,要他的弟子们都如此穿戴。郑玄注:“逢犹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单衣也。”孔子穿着的逢掖之衣是鲁国的衣服,是一种袖子很宽大的衣服;孔子的家族是贵族中最低的一级,即,这种服装合乎他的身份。章甫本是殷人的冠戴,宋国贵族常戴章甫之冠,孔子既长于宋,故孔子也习惯戴章甫。所谓其服也乡,是指孔子的服装多是顺随环境风俗,而不是刻意定制。论语公西华之言日:“宗庙
5、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郑注:“衣玄端,冠章甫。”可见,到孔子时代,章甫已成为一种礼冠。要之,逢掖之衣,章甫之冠,在孔子是作为他所认同的一种“土”的服装,符合自己的地位和习惯,以与俗人相区别。土须穿着与俗人不同的衣冠,这是礼,故孔子对衣冠的注意也表示孔子的尊礼。论语中没有关于儒服的讨论,在孔子死后,据墨子说,“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故孔门弟子慢慢以孔子的衣冠作为儒士(墨子已用儒士之称)的标志,由是产生了所谓儒服的问题。上引儒行篇的思想是符合孔子思想的,但“儒服”之说不一定是袁公与孔子真实的问话,可能是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时代儒服论流行时所添加。无论如何,这种说法符合孔子的立场,代表了
6、早期儒家的思想。上面这一条材料出自礼记儒行,类似的在荀子中也有一条:鲁哀公问于孔子日:“吾欲论吾国之士,与之治国,敢问何如取之邪?”孔子对日:“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I”哀公日:“然则夫章甫屣,绅而措笏者,此贤乎?”孔子对日:“不必然。夫端衣玄裳,貌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菅屣,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虽有,不亦鲜乎!”袁公日:“善I”(荀子哀公)这本来是讨论如何取土,孔子主张要内观其志,外观其服,要取“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这样的士,这是孔子所肯定的土。“服古之服”应当是儒服
7、之说所自出的根源。服古之服是作为志古之道的一种体现,也是复古之礼的一部分。但是孔子并不认为遵行“章甫屣,绅而措笏”冠服的人就必然是贤士。哀公之问,应当就包含了所谓儒服的问题,是缚鞋带的鞋梁,绅是腰带,可插笏于上,笏是大夫朝见君主的手板。此条当源于战国儒者所增录,“章甫履,绅带而措笏”的冠服即是战国时人们所理解的所谓儒服,但在这里,孔子并没有坚持儒服者必然是贤士。这和儒行的思想是一致的。荀子中还有另一条是:鲁哀公问于孔子曰:“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蹴然曰:“君号然也?资衰苴杖者不听乐,非耳不能闻也,服使然也。楠衣献裳者不茹荤,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闻之:好肆不守折,长者不为市。窃
8、其有益与其无益,君其知之矣。”(荀子哀公)据杨注:绅是大带,委指委貌,即周代的一种冠。这也是说,孔子认为,绅、委、章甫的服饰是礼制的规定,但并不能直接有益于仁,仁的德行要通过修身才能达到,而不能把注意力放在衣冠上面。所以,后来“鲁哀公问舜冠于孔子,孔子不对,(荀子哀公)在墨子中儒服问题就明确了,与墨子同时的儒士中就有明白声称服古和儒服的人,如公孟子:公孟子戴章甫,措忽,儒服,而以见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后行乎?其行然后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J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祥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
9、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缝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犹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闻之曰宿善者不祥)请舍忽,易章甫,复见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请因以相见也。若必将舍忽、易章甫,而后相见,然则行果在服也(墨子公孟)这清楚地表明,公孟子一派的儒者“戴章甫,措忽,儒服”,这正合于荀子哀公篇所说的“章甫屣,绅而措笏”的冠服。从儒行篇可见,孔子本来是主张儒者的特性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冠服,即所谓“行不在服”,故其服也乡,在这一点上,墨子和孔子是一致的。公孟子一派是孔门后学中偏重儒服的,虽然他在墨子的教训下也承认了儒行不在冠
10、服(儒行问题亦从此出),但终究将冠服的问题看得很重要。墨子书中又载: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日:“古者羿作弓,杼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杼、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所循皆小人道也?”(墨子非儒下)服古即穿着古代冠服,服古而后仁,即上面所说的“服而后行”,这里与墨家争论的“儒者”不仅狭义地重视冠服,而且可以说重“礼”胜过于“仁据荀子非十二子所说“弟佗其冠,神襦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
11、,重视儒服的这一派可能主要是子张氏之儒,公孟子可能是子张的后学。又据荀子儒效篇“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则古服派似乎也应当包括子思学派,因为子思氏之儒也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逢衣即逢掖之衣,浅带当即绅带。前述哀公所说的“章甫,屐,绅带,而措笏”,关于屐,可见于庄子之书: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屣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
12、是袁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庄子田子方)“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这与墨子的思想基本一致。庄子当时所说的儒服,主要是“冠圜冠;履句屣;缓佩玦”。据庄子注疏,句,方也,圆冠象天,方履法地,“缓佩玦,言所佩者玦,而系之带间,宽绰有余也”,但庄子所说的冠是否章甫,无由得知。从“哀公曰”的说法来看,儒服已经是鲁国流行的冠服了,这大概是战国的情况。庄子载盗跖责孔子: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
13、带,矫言伪行。(庄子盗跖)这虽然是寓言,但“缝衣浅带”则显然是指儒服,即荀子儒效篇的“逢衣浅带”。荀子也认为士君子应当有士君子之容,他所说的士君子之容,就包括“其冠进,其衣逢”。进即峻,高也;逢,大也。而盗跖的说法也证明,战国的儒者的儒服是来源于孔子的“逢衣浅带”。其实,战国时期公侯和诸子之中有不少人注意在衣冠上作文章,除齐桓公“高冠博带”之外,如“昔者晋文公好苴服,当文公之时,晋国之士,大布之衣,弹羊之裘,练帛之冠,且苴之屐”(墨子兼爱),庄子中“皮弁鹤冠、措笏绅修以约其外(庄子天地),最有名者为“宋钳、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庄子天下),这样的例子很多。总结上述,我们可以说
14、,战国时代一些孔门儒者很重视儒服,既反映他们的文化理想,也反映了他们通过冠服表达的学派认同,儒服的主要特点是:衣逢掖之衣、戴章甫之冠、履句履、绅带、措笏。但孔门传承的孔子宗旨,并不把儒服看做是儒的先务,始终主张德行的优先性,这一点也是明确的。战国时代,儒服之说,渐渐流行,所以典籍中常见此说,如吴子“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文侯日:寡人不好军旅之事。”(吴子第一)又如庄子:太子日:“然。吾王所见,唯剑土也。”庄子日:“诺。周善为剑。”太子日:“然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王乃说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事必大逆。”(庄子说剑)吴起、庄子都不是严格的儒,何以儒服见
15、王侯,不得而知。也许这里所说的儒服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土”的服装,而不是上面所说的儒者的古服。孔子死后,他的门人很注重外在形式对孔门的象征性凝聚作用,如认为有子长得像孔子,便试图以有子为领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冠服亦然,据晏子春秋:景公为巨冠长衣以听朝,疾视矜立,日晏不罢。晏子进日:“圣人之服,中傥而不S1可以导众,其动作,傥顺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争学其容。今君之服驰华,不可以导众民,疾视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脱服就燕。”(晏子春秋卷二第十六)可见法圣人之服,是当时的一种流行风气,以孔子冠服为模本的儒服,于是乎也流行起来。儒行对于“儒”者来说,既然行与服不同,行不在服,那么儒之“行”为何?这就从“儒服”的问题转到“儒行”的问题上来了。礼记儒行篇列举了十六种“儒行”,其论述的特点是,论述每一种儒行,都以“儒有”引导陈述,而以“其XX有如此者”作结,以点出这一种儒行的特质。这是以“儒”为题的德行论体系,在先秦思想史上有独特的意义。由于其文甚长,故我们将之分为十六节,以清眉目,亦便于讨论(小节号为引者所加)。儒行篇记载了鲁哀公和孔子的问答,这个问答是围绕着“儒行”的问题展开的:哀公日:“敢问儒行。”孔子对日:“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J哀公命席。孔子侍日:1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