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基层小吏书箱里的“书籍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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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代基层小史书箱里的“书籍史”在纸张出现之前，简牍是最主要的文字书写材料。尚书多 士里面记载周公对“商王土”的诰令，其中有大家熟悉的一句 话“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是说商人的先 人已经有了简册，上面记载了 “殷革夏命”的旧事。论衡量 知里记述了简册的制作方法：“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 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槊，析之为版， 刀加刮削，乃成奏牍。”简犊是对竹或木制成的书写材料的统称， 包括简册、犊、毓等。可以说，竹木简犊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文 字载体，承载着先人无穷的智慧。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

2、得休息。”说的是天下所 有行政事务无论大事小事都要秦始皇来亲自裁决，甚至用“衡石” 计算处理的文书，每天有明确的定额，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衡 石”，张守节正义：“衡，秤衡也。”裴驷集解：“石，百二十 斤。”秦代一斤的重量约合今天的250克左右，丘光明等对有自 重刻铭的秦权实物的实测数据，得知其平均为257克（中国历 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394页），“百二十 斤”约为30.8公斤，秦始皇每天必须处理的“书”据推算要超过30万字（王子今秦始皇的阅读速度，博览群书2008年第1期）。皇帝如此勤奋，地方官吏也是夙兴夜寐，不敢懈怠。秦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朝，历史地

3、 位非常重要。可惜由于存在时间短暂且曾推行焚书政策，留下的 文献资料极为有限。北京大学入藏的秦简牍，大约抄写于秦统一 前后，包含20多种不同类型的文献，内容涉及古代政治、地理、 社会经济、数学、历法、医学、文学、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展 示出当时基层社会丰富多彩的一面，使我们对战国晚期至秦代社 会文化的了解大为丰富和扩展。从竹简从政之经之类的文献 来看，这批简牍的主人应是秦的地方官吏。简牍入藏时原始保存 状况较好，室内揭剥清理时发现简册还保存着成卷的状态，清理 的10卷竹简下还留存有竹笥、椁板等承托物，可以推测简牍在 最初装入竹笥时，就是分左右两部分层垒摆放的。这件竹笥，我 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位秦

4、代官吏的“书箱”。通过“书箱”内的简 牍，去了解当时“书”的内容聚合、简册序连和图书分类，也是 饶有趣味的问题。内容聚合比较好理解，就是把内容有关的文献编辑成一本 书。韩巍先生曾经介绍过，在北京大学收藏的秦简牍中，与数学 相关的内容比重最大，即卷三、卷四一部分与卷七成田、卷 八田书，计有400余枚。抄写在卷四上的算书（甲种）， 共235枚简，其内容由四部分构成：一是开头的32枚简，共800余字，以鲁久次和陈起二人问 对的形式，通过陈起的回答，详尽论述了古代数学的起源、作用 和意义。这段文字原无篇题，由篇首语定名为鲁久次问数于陈 起。二是抄写于8枚简上的“九九术”乘法口诀表，分上下五 栏，始于“

5、九九八十一”，终于“一一而二”o三是算书甲 种的主体，即“算题汇编”。其编排次序首先是“少广”术（简 41-59）;其后的简60745分为“田” “租禾” “租臬”三篇， 每篇之前各有一枚单独的“篇题简”；排在最后的简147至220, 未见明确的篇题和分篇标志，但按九章算术分类，其排列顺 序大致是“方田” “税田” “衰分” “粟米” “勾股” “合分、 乘分”（九章算术归入“方田”）“商功” “赢不足”，与 九章算术各章的排列顺序大多一致。四是衡制换算（简220-235）,其单位从大到小依次为石、钧、斤、魁（六两）、 两、锤（八铢）、锚（六铢）、分锤（四铢）、分锚（三铢）、 铢（韩巍北大秦简

6、中的数学文献，文物2012年第6期）。这样，算书甲种的四个部分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鲁 久次问数于陈起相当于全书的“序言”，起到开宗明义的作用。 该篇最后一句说：“郦（隶）首者算之始也，少广者算之市也， 所求者无不有也。”有证据表明，“郦（隶）首”就是紧随其后 的“九九”乘法口诀表的别名（韩巍北大藏秦简鲁久次问数 于陈起初读，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程少轩也 谈“隶首”为“九九表”专名，探寻中华文化的基因二， 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02页）。而“九九”乘法表之后， 位于“算题汇编”之首的恰恰是“少广”。由此可见，算书 甲种的篇章结构是编者精心安排的结果，体现的是数学文献同类 聚合的态

7、势。一种数学“书”需要235枚简抄写，若是勤加翻阅，“韦编 三绝”的故事恐怕也不会少。散乱的竹简就要重新编序，初次抄 写完成的竹简同样也会有编序的问题。“简背划线”是解决这一 难题的重要发明。在北大秦简牍整理过程中，孙沛阳发现了 “简 背划线”的存在。随着整理的深入，研究者发现参照背划线来重 新恢复简册也并非那么简单。背划线以刻线最常见，墨线情况较少。绝大部分都是自左起, 向右下斜行，形成于编联之前，目的是为竹简标示次序，最终为 编联成册做准备。从已有资料看，面向简背时，背划线都是自左 起，向右下斜行，即左高右低。但从战国、秦到西汉简，背划线 划过的简数（或者说背划线的起止长度）不太一样。但是

8、在一篇 之内，似乎各组背划线划过的简数还是基本相同或接近的，这说 明书手在抄写这一篇时，取用的是同一类竹简，它们可能就是同 一个制简人制作的同一批简。背划线制作的目的是对竹简的顺序 进行标示。这种标示是对书写文字之前的竹简所作的一种初始序 连（何晋浅议简册制度中的“序连”以出土战国秦汉简为 例，简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51-469 页）那么，书手在抄写中取用这些竹简时可能完全遵守这种初始 序连，也可能有时不太那么严格遵守。编联成册是最终的序连， 此时无论是竹简的物理顺序还是文字内容顺序都被彻底固定下 来。这时我们可以观察，初始序连的背划线和最终序连的文字内 容顺序之间的对应

9、关系。如田书的背划线，按照正面文字内 容的成田亩数，一亩、两亩依次排序时，理论上简背面的背划线 应该是一条左高右低的斜直线，实际的情况却呈现出不规则 形的曲线。这是由于书手在取简时弄错了上下方向，或竹简背面 划上划线后并未翻过来，书写者取用时可能从右到左把简翻过来 一支书写一支，这两种情况都可能造成“逆次简册背划线”。田书的成田亩数等数字内容是规律化的，假如卷八整理 时已被扰乱，并未像现在一样留下较为清晰的分卷情况，简背划 线即成为重要的参考，则不可避免地与简文内容产生令整理者苦 恼的抵梧。这提醒我们在简册序连时要对简背划线的作用保留清 醒认知。背划线在编连中起到的作用主要在于分组，而在一组内

10、 它又可部分起到简单页码的作用（或由于书手疏忽，前后页码会 出现颠倒），而各组的先后顺序，并不能通过划线确定。“书”在竹简上抄写完毕，不阅读时可能会被放入书箱。书 箱里不同种类的书是怎么摆放的，也是有趣的问题。前面也提到， 秦简牍在最初装入书箱时，是分左右两部分层垒摆放的，也即室 内发掘固定后的东、西两组。东组的主体卷三、卷四为算数书。 西组卷O三十一年质日、卷七成田、卷八田书与卷 五三十三年质日放置于一处。“质日”简，是秦汉官吏所使 用的一种值班日历或值班日记，罗振玉、王国维等原称其为“历 谱”，马克曾改称为“历日”，以为它相当于后世历书。若将其 视作古书，还是应当归入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

11、所 记述的“历谱类”（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修 订版），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82页）。巧合的是，“历谱类”在汉志中归入数术略。汉 志数术略共计载有18种历谱书，其中有算术书两种，即许 商算术26卷、杜忠算术16卷。这两种书与东汉时期的九 章算术有关是学界共识。如顾实“盖其书（许商算术）与 今存九章算术有关”（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9年，第224-225页）。沈钦韩也认为“此许商、 杜忠所为即是九章术。（汉书艺文志疏证，北京：清华大学 出版社，2011年，第145T47页）。”钱宝琮也指出“（二书） 应该是东汉初编纂的九章算术的前身。（算经十书，北 京：

12、中华书局，1963年，第83-87页）。”几篇竹、木赧、犊 的“佣作文书”也是与同类文献相邻。卷四下竹牍Z-011,田 书下木牍M-016与木麻M-015等，均是雇佣劳作及支取工钱的 记录。另外，卷一公子从军、卷九从政之经教女、木 牍M-009泰原有死者及木简乙隐书等五篇归属汉志诗 赋略杂赋类的文献，它们的位置关系是泰原有死者在最上, 下面叠压公子从军，公子从军与从政之经教女 可依次提取，隐书叠压在卷九之下。两篇诗赋略歌诗类文 献，木牍M-026 “歌诗”整齐地压在竹牍Z-002 “歌诗”之上。 这就说明书箱内不同种类的“书”可能是按类别分开放置的。综上所述，透过秦代基层官吏的书箱，不仅使今人看到了秦 代图书文献分类、聚合的实物证据，也提示着汉志及由其上 溯的别录七略等文献分类方法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有着 深刻的社会现实渊源。（作者：杨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202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