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如何修改：务实渐成共识.docx

《刑事诉讼法如何修改：务实渐成共识.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刑事诉讼法如何修改：务实渐成共识.docx（5页珍藏版）》请在第一文库网上搜索。

1、刑事诉讼法如何修改：务实渐成共识关仕新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修改刑事诉讼法，要特别重视解决实践难题，要 尊重国情，增强法律规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与以往相比，本次年会对 刑诉法如何修改的讨论更加务实。呼唤已久的刑诉法修改何时启动?本次修改的热点和难点集中表现在 哪些方面?9月11日至14日，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 会在太原召开。250名学者专家参加会议，围绕“进一步深化刑事司法改 革，推进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的会议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对上述两个问 题给予了充分关注。与刑诉法修改密切相关的问题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诸如刑事 诉讼法再修改的理念与原则，侦查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的改革与

2、完善，刑 事强制措施、刑事辩护、刑事证据等制度的完善，“宽严相济”在刑事诉 讼中的贯彻等等。一些焦点问题更是引起专家学者的激烈讨论。在会议中，不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修改刑事诉讼法，要特别重视解 决实践难题，要尊重国情，增强法律规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与以往相 比，本次年会对刑诉法如何修改的讨论更加务实，而不仅仅是满足于理论 上的完美设计。焦点一：“两个证据规定”能否再走一小步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死刑案 件证据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 称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这“两个证据规定”获得了与会专家学者高度一致的肯定评价。有来自司法部门的代表认为

3、，死刑案件证据的规定具有非常重要 的实践意义，该规定对于侦查机关收集固定证据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实在是一个司法机关期盼已久、望眼欲穿的规定”，“解决当务之急的 规定”。因为，目前最令法官头疼的问题，是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是 否可靠。而学者则更多将注意力放在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上。例如，有观 点认为，该规定并没有将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转移给公诉方。因为，法庭 一方面要求辩护方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 相关线索或者证据，另一方面，在辩护方已提供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者 证据的情况下，如果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 仍然可以当庭宣读被告人的供述。该规定并

4、没有解决非法取证事实不明情 况下的举证责任问题。还有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法应当就上述举证责任进 一步规范化。实践中，辩方收集刑讯逼供证据的能力非常有限，如果有律 师在场就能够平衡诉辩双方力量。还有学者建议立法时应考虑设计相对排 除和绝对排除规则。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王敏远认为，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 中，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对于公诉与辩护双方不能够一视同仁，公诉方固 然需要承担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责任，但是对于辩方而言，如果其不能够证 明某一证据的合法性的话，则不一定要排除。这并非鼓励辩方以非法方法 取证，而是在充分考虑到诉辩双方在实力对比、职能区别以及立法宗旨等 多方面因素之后得出的结论。诚如西北

5、政法大学教授冯卫国所言，两个证据规定对于我国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的构建和完善，无疑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两个证据规定毕 竟属于司法解释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文本，因此难免存在局限性。在总 结司法实务经验的基础上，应适时通过修改和完善刑事诉讼法，以立法形 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之系统化、明确化，并提升法律效力。而据参与两个证据规定制定的学者透露，这两个证据规定，属于刑事 诉讼法修改的一部分，将其单独予以规定，一方面是历时7年的调研、立 法，已经具备成熟的条件，另一方面是为了回应社会呼吁，尽早出台指导 实践、促进司法进步。广东商学院教授马进宝认为，面对诸多刑事诉讼中的棘手难题，并不 需要一次性的

6、立法解决，将一些已经达到共识的做法、成果，以修正案的 形式固定下来，无疑更加务实。焦点二：“两个证据规定”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在能够得到有效实行的前提下，两个证据规定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玉华说。有学者认为，从极端的意义上可 以说，如果能够确保原有的程序规范得到有效的遵守，就应该可以防止类 似余祥林、赵作海等错案的发生。关键的问题在于，已经规定的程序可以 被“恣意”违反。如何使程序规范具有不可违反的尊严，是需要着力解决 的问题，特别是“两个证据规定”中体现权利保障和职权规制的程序如何 有效地发挥作用。针对这个问题，有代表提出，目前公安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很难 做到完全

7、出庭作证，因此，“两个证据规定”实施以后，公安机关将增加 巨大的工作量。目前，公安机关破案还是很依赖嫌疑人供述，高科技手段 不可能运用到所有案件的侦破过程当中，因此，要真正贯彻上述规定，公 安机关必须增加配套设施和人员，增强信息化建设，以提升取证能力。也 有代表提出，目前公安机关取证能力不足，主要原因并非警力配置总量的 不足。因此，国家对于侦查机关的投入，应当更多地向一线干警倾斜。有代表指出，“两个证据规定”实施过程中，应当注意与相关规则的 协调问题。比如，很多情况下，某一证据是否属于非法证据，必须结合全 案证据才能判断出来。因此，在这一点上，保障辩护人阅卷权显得特别重 要。如果辩方阅卷权得不

8、到有效保障，自然无法有效行使上述规定中赋予 的权利。还有学者担心，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会演化为“非法证据 不排除规定”。原因是:第一，被告人需要在法庭上提出刑讯逼供的线索 或者证据，但实践中的情况是，嫌疑人根本提供不出证据。第二，从公检 法三机关的关系看，往往配合有余，制约不足。针对上述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主张：（一）应主要由法院排除非法证据, 以审判制约控诉。（二）教育法官做到“三要”：一要依法，二要依程序， 三要有良知。（三）侦查人员要转变观念。“要牢固地树立保障人权和依正 当程序控制犯罪的执法理念，使文本形式的法律规范真正内化为执法主体 的理性观念和自觉行为。”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

9、副研究员黄洪认为。焦点三: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亟须解决与会者普遍认为，修改后的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冲突，是刑事 诉讼法修改所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二者在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问题上规定不一，如:新修订的 律师法规定，从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起，律师可凭“三 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直接会 见犯罪嫌疑人，但刑诉法则规定，如果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必须在侦查 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后（有些案件还需侦查机关批准）方可会见犯 罪嫌疑人;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被 监听，但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可

10、以派员 在场;新修订的律师法规定，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 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案卷材料，但刑诉法规定，在此阶段律师只能查阅、 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等。上述冲突导致侦查机关和律师在实际工作中认识不一、意见不一，从 而给律师在执业中造成了很大困惑。有学者认为，“新律师法和刑诉法的 冲突，是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要遵循上位法”。反对此观点者认为， 我国宪法中有法律和法规的划分，但并没有基本法律和一般法律的划分， 所以不能说律师法就是下位法，它和刑诉法同属于法律这一位阶。根据我 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可以代行全国人大的 相关职能，可以对全国人大

11、制定的相关法律进行修改。而律师法中的新规 定，其实是可以看做是对刑诉法的修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戴玉忠 认为，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规定不一致不适用“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 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授权和议 事程序等都不同，不能视为同一机关，不符合立法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 “后法优于前法”原则，应当尽快修改刑事诉讼法，解决刑事诉讼法与律 师法规定不协调的地方。律师拿“三证”会见被告人频繁受阻是因为侦查人员害怕律师的单 独会见会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打击犯罪。这种认识是根深蒂固的，即使 刑诉法也作出相应的修改，这些问题依然会存在。就此，有观点认为，刑 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平衡的关系。新律师法的有关规定， 是新时期下我国刑诉制度走向文明的一个具体表现。新律师法并没有超 前，仅仅只是进了一步，促进相关规定趋于合理。在侦查阶段，应该有一 个平台来让律师和侦查机关、看守所、检察机关进行对话，不能存在抵制 律师的情绪。来自实务界的代表指出，我国一些部门在法律执行中，存在内部解释 优于法律的情况。当法律和政府部门的规章制度冲突时，在实践中看守所 往往遵循的是政府规章。相关机关应该根据法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