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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贝淡宁】爱城主义栏目:思想探索发布时间:2015-06-24 21:59:57标签:贝淡宁作者简介:贝淡宁(Daniel A. Bell),男,西历一九六四年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一: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政治学)。现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教贤能政治(中信出版社,2016年)社群主义及其批评(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中国新儒家:变革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二出版社二OO八年、上海三联书店二。一O)、超越自由民主(上海三联书店二CX等。爱城主义作者:贝淡宁吴万伟译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于当代大陆新儒家文丛儒家政治哲学:一一政治、城市与日常生活
2、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五月初九日辛未耶稣2015年6月24日在西方传统中,政治思想首先作为对不同城市及其所表达的价值观的对比而出现。古希腊代表民主和对普通人判断的信任(除了奴隶和妇女之外)而斯巴达代表了更明显的寡头模式,由受到良好训练的公民士兵(和相对强大的妇女)去追求国家的荣誉。政治思想家选择不同的立场,从这些竞争性模式中吸取灵感以便提出自己的政治管理理论。柏拉图或许更容易亲近斯巴达,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管理持有更加平衡的观点,因为他看到了雅典模式的一些美德。第三个城市耶路撒冷则质疑这种世俗政治成功的关切:人生的最终目的是崇拜上帝。世界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要把耶路撒冷作
3、为宗教价值观的象征。.1在希腊城邦处于高峰的同时,那个后来被称为中国的国家被分裂成不同国家,它们为了争夺政治上的最高权力而相互厮杀。七个主要大国的首都都是建有围墙的城市,这些城市让更早期的中国城市相形见细:每个城市的人口都在十万以上。城市被官僚集团组织起来,服务于对国民的登记、税收、征募等目的。但并非所有城市都具备军事或政治气质,如作为周朝首都洛阳的双子城就是作为商、也大都市繁荣起来的。政治思想家和战略家携带着让国家富强和安全的不同主张从一个城市周游到另一个城市,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想的主要学派就是从战国时期城市的观点碰撞中产生的。2理论家们确实都赞同一个没有领土边界的大同世界理想(与主张小国优势
4、的早期希腊思想家们不同),但他们在如何实现这个理想以及最终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等问题上分歧很大。像孔子和孟子等思想家试图说服君主实行德治,而像法家等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者则鼓吹通过严厉的惩罚来统治。法家在秦王身上取得了即刻的成功,在他的统治下国家获得了统一,他也赢得了始皇帝的称号,但随后的汉朝逐渐采取了儒家的原则。把随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历史描述为儒家和法家的不断斗争只是稍微有点夸张。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汉姆博物馆认为城市代表了现代世界的不同政治价值观能说得通吗?和古希腊城邦国家或中国的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市相对比,当今的城市庞大、分散、和多样化。网说一个城市代表了这个或那个似乎显得怪异,但只要想想耶路撒冷
5、和北京:还有什么城市的差异比这两个更大吗?两座城市都被设计成由同心圆围起来的一个核心,但一个核心表达的是精神价值观而另一个则代表了政治权力(更不要提北京的人口是耶路撒冷的16倍之多)。显然,有些城市确实表达和优先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我们称之为城市的“精神”或“气质”。“气质(Ethos)被定义为一个民族或社会的代表性精神、普遍的心态(牛津英语辞典)o在本书中,我们一直使用这个定义,更具体地说,我们把城市的气质定义为被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普遍承认的一套价值观和视角。4城市用很多方式反映并塑造了其居民的价值观和视角。城市建筑的设计和构造也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公共纪念碑往往标志着在政
6、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场景和怀念死者的不同方式。大都市向外蔓延扩张和交通的繁忙程度则反映了有关城市和乡村生活在人口控制领域的不同假设以及国家计划或自由市场的差异等。妇女是否上街也表达和影响了性别关系的概念。正如大卫哈维指出的,许多临近社区的形势恶化与社会公平正义的议题密切相关,也影响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解。5社区的组成和邻居状况能推动或破坏民主和公共参与的程度。贫民窟反映了种族关系的糟糕状况。剧院、体育馆、咖啡馆、饭店则与生活方式、享乐主义、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问题有关。为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提供方便的城市和为轿车出行提供方便的城市鼓励和推动了有关可持续发展的不同价值观。6街道标志牌上往往写着不止一
7、种语言,这反映了多元文化主义和少数团体权利的不同立场。医院的存在或缺失体现了人们对身体的关心程度。普通市民相互交往以及与外地人交往的方式同样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甚至(尤其是)出租车司机的谈论话题往往反映一个城市的主要气质。虽然我们常听见“全球化”和“同质化的说法,但不同城市在这些方面常常存在很大差异。现在,能够辩论的是规划、建造、建筑设计在影响城市气质以及反映在居民身上的生活方式方面存在一种局限性,但确实存在诸如“耶路撒冷综合症”的清晰影响力,其中游客对这座城市的街道和建筑的宗教象征所感动,以至于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变身成为耶稣。斯大林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建筑常常有令个人显得渺小的效果,使得国家
8、很容易令民众相信他们应该服从国家和“伟大领袖”。从更积极的方面说,或许令人不由得产生敬畏之情的哥特式大教堂如沙特尔大教堂能够强化人们对上帝的信仰(拿破仑的名言是大教堂会“让无神论者感到不自在”),看到世界上最漂亮的象征爱情力量的泰姬陵,你很难无动于衷。法兰克盖瑞在毕尔巴鄂的引人注目的博物馆几乎单枪匹马地改变了西班牙城市,把它从衰落的工业中心变成了旅游胜地。使用特别的建筑影响价值观并不总是有效的,科伦坡郊区的杰弗里巴瓦的议会大厦建筑结合了僧伽罗人的、佛教的、和西方的特征,旨在传达出理想的多元文化和宽容的斯里兰卡形象。口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个城市气质的更广泛背景下,人们可能受到都市环境的影响
9、。正如旨在推动都市生活的创造性思考的智库科米迪亚的创始人查尔斯兰德里所说,城市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对当地人的交往产生影响。8以城市为基础的气质也影响人们评价城市的方式。想象一下我们常常对不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做出的比较判断。人们往往说“我爱蒙特利尔、北京、耶路撒冷等”或者我恨多伦多、上海、特拉维夫等”,就好像城市是人一样,有独特的个性。一般来说,对一个城市的魅力的评价不仅仅是美学判断,而且是对那座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的道德判断。这种判断往往被强烈地纳入到对有关国家的判断中去,而这些判断往往比城市判断更抽象,更虚幻。比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如果说“我爱加拿大、中国、丹麦等或我恨法国、朝鲜、埃塞俄比亚等”,
10、人们会觉得怪异,因为我们期待他在这些问题上有更加细腻的判断。但有关城市的判断似乎不这么涵盖一切,在道德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往往值得进一步分析做出这种判断的原因,反思一下或许我们会赞同这种判断。城市对外来者的喜欢和认同更开放一些。一个外国人更愿意说“我爱阿姆斯特丹”而不是说“我爱荷兰”。这种认同更不容易被本地人觉得怪异。但是,很少有人对这种以城市为基础的判断进行理论化。在政治理论中,辩论的内容往往是应不应该把整个世界或某些国家作为规范性的理论化场所。生活在城市的人为什么不能在政治过程中竭力繁荣和推广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呢?在政治实践上,城市往往是集体自决的场所,但当代思想家没有把旨在为人们提供有关都
11、市自豪感好坏的知情判断理论化。9实际上,很难想出一个能抓住都市自豪感的词,即城市居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骄傲并努力推广其独特身份认同的观点。今天的爱国主义指的是国家自豪感,但是对作为耶路撒冷、北京、蒙特利尔等城市的市民而感到骄傲的感情是什么呢?我们创造一个词“市民精神”(civicism)来表达这种都市自豪感。10都市社群主义我们为什么关心这个话题呢?对艾维纳来说,这个主意来自他在环境理论方面所做的工作。他开始质疑环境总是有关荒野”的假设,城市当然是环境的一部分,所以他是那些开始研究城市问题的环境理论家群体的一员。因为他曾经使用创造环境理论的方法,通过让环境讨论与理论家对话结合起来,他确实写过
12、一篇有关纽约的文章,把它当作一个和优雅的逛街者谈话的环境,通过纪念碑、大楼、城市网格状布局、及居民意外的谈话而显示自身。基本的想法是尽可能积累更多的信息,然后再认真确定研究的问题和理论。对丹尼尔来说,他在有了有关城市的想法后就跟艾维纳交流过了。他已经从文明对比(东亚和西方)到国家对比(中国和美国),为什么不再往下具体到城市对比呢?这样的对比往往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往往把多样的分析单位“扼要表达”(essentialize),如果再进一步往下走,考虑到分析单位将越来越具体和真实,问题或许就更少了。11而且,丹尼尔曾经在好几个城市里生活了相当长时间,对这些城市在表达和代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
13、差异印象深刻。为什么不采用艾维纳的模式,根据亲身经历和感受提出理论上的思考呢?作为政治理论学者,我们试图描述和解释社会和政治现象,但我们也试图思考规范性问题的隐含意义,如“从道德上来说具有合理性的政治生活是什么,所以,我们的议程是:本书旨在反驳全球化时代的担忧,即社会单位没有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和经济意志。12或许国家变得越来越千篇一律,城市可能前来救驾。国家往往不得不遵循国际协议和规定以及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盟或自由市场的命令,这些可能削弱特别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作用。在此意义上,全球主义具有将文化同质化的影响,把众多文化转变成单一的消费主义文化,结果可能是一模一样的感觉,多元
14、文化的削弱和文化观点及选择的平淡无奇。那些认定国家应该在幸福生活的概念问题上保持中立立场的自由派理论家无意间加重了文化的贫乏程度,因为国家没有了繁荣和支持遭遇全球化威胁的特别生活方式。但是,许多人确实想经历特殊性,维持和丰富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和风俗习惯,他们相信这些是其身份认同的组成部分,如果缺少了它们,其群体生活方式将受到很大削弱。因此,我们想指出,城市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用来反对全球化及其将文化同质化的机制的工具。许多城市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来保护其独特气质,通过城市规划和建筑政策,通过人们使用城市和与城市交往的方式来保护这些气质。或许并不是所有城市都这么做,有些城市只是简单地屈服于全球化的
15、要求。但城市能够和应该推动自己独特生活方式的观点并不会引起多大争议:即使在国家层次上捍卫中立立场的自由派也倾向于允许大众在城市层次上表达其特殊性。因此,拥有某种气质的城市往往拥有国际性声誉,并且能吸引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气质前来的游客和居民就决非巧合。简而言之,气质能为使得社会生活具有价值和趣味的多样性做出贡献。一方面,不同的城市创造更加美丽多彩的人类画面,这是审美上的愉悦;另一方面,不同的城市给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可能形式增加了新内容,这是多样性的道德要求。有时候,在城市层次上能比在国家层面上更容易实现道德上可欲的目标:虽然中国政府似乎不愿意采取能源保护的国家工程,如碳排放的最高限额,但中国若干城市竞相追求“绿色环保”气质,通过为绿色技术提供税收补贴等优惠措施(保定市是由太阳能提供电力的),像上海世博会等重大事件也推广电动车。印度也是如此:新德里已经要求所有公交车和出租车使用压缩的天然气。在美国,旧金山正在重新修改其建筑规范,要求新建筑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