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论孙中山之道统自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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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秋风】反思辛亥：论孙中山之道统自觉栏目：思想探索发布时间：2015-10-12 09:32:03标签:姚中秋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上。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教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日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论语大义浅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孝经1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反思辛亥：论孙中山之道统自觉作者：秋风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于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八月廿八日己未耶稣2015年10月10日学界对孙中

2、山先生与儒家思想间关系已有一定讨论。然仅从儒学立论，远不足以把握孙中山思想之历史意义。迭经挫折而深思熟虑之后，因为独特的身份担当意识，形成清晰而坚定的道统自觉，方为晚年孙中山先生思想中之最为突出者。若与影响百年中国历史之其他重要人物相比，中山先生此一思想是极为突兀的。置于现代中国文化、政治演变历程中考察，孙中山先生此一自觉，及据此而展开之创制立法，实有为中国文明存亡续绝之大功。没有中山先生此一道统自觉，一以贯之的中国之道的传承统绪或已中绝。因中山先生此一道统自觉，二十世纪中国文明演进方未脱轨，尽管其后之政制并未完全依中山先生之方略展开。本文尝试从孙中山革命-建国-立宪者的特殊身份，索解中山先生

3、道统自觉之机缘，略述此一自觉之文化、政治后果，并探讨此一道统成就其现代肉身之可能方向。民初立宪之去中国化趋势朱子中庸章句序日：“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中经尧舜禹，“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圣圣相传，而成道体之统。在此，德、位合一，圣人为王者或王者之治国伙伴。道在圣王之行事中，道在圣王所立之礼乐制度中。至孔子，则发生重大变化：孔子不得其位，而删述六经。六经为圣王之道之文，孔子以文传授弟子，而有经学。儒家土人以经学阐明圣人之道,络续不绝，成“道学”之统。惟战国时之制度、为政，背此道而驰，以子学为本。而由此

4、形成之宪制，不论秦制、黄老之治，均不稳定，无力塑造良好秩序。至汉武帝，乃归宗道统，表彰五经，立五经博士，并更化制度：皇权承认儒家土人守护、阐明之道对政治之引领，由此证成其统治权之历史和义理的正当性。这一道统亦非空言：经由选举制度，儒家土君子掌握权力，而有“儒家士大夫”群体，且成为与皇权共治天下之治理主体，“土人政府”由此成立。此为汉武帝以来中国正统宪制之根本所系：儒家士人守护、阐明道学，皇权仰赖、又保障道学。名义上的统治权固然在皇帝，但儒家士大夫凭借其关于道之知识，分享治理权。儒家土大夫与皇权相制相维，道学与制度共同传承道统，由此而有相对稳定之宪制和社会秩序。晚清立宪，此一整全秩序面临深刻危机

5、。麻烦不在立宪导致之虚君后果,因在共治体制中，君权本已虚化。深层次的危机在于，西方知识系统全盘引入，五经退居次要位置，甚至遭到废弃，道学瓦解；在制度上，科举制废除，新式学校兴起，所培养之新式官僚趋向于技术化，成为所谓“文官”、“公务员”，“志于道”而担当社会领导责任的儒家士君子、包括儒家士大夫群体，渐行解体。这立刻引发一个虽然隐晦、但十分严重的问题：正在形成之宪制中，道安置于何处？承续道统之主体是谁？清室退位之后，中国一个世纪的秩序混乱，主要不是因为皇权消失，而是由于道学体系瓦解、土君子养成与士大夫选举机制消失，致使道统失去着落。康有为的先见之明正在于，预料到新制建立，政、教两分，道统必将悬空

6、，因而倡设孔教，在完全依靠技术化知识支撑的统治性政府之外，另行建立一个教化性政府，维系道统于不坠，从而保持中国文明之连续，维系社会良序。然康氏主张之难题在于：孔子不是先知，儒家难成宗教。故虽有三十年努力，康氏方案始终难以实施。张之洞同样表现出先见之明，而比康有为更为审慎、明智。似乎把握到儒家中国之教化体系的特殊性质，张之洞把重点放在教育上，故从劝学篇开始，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尤其是晚年主导设计的癸卯学制，坚持各级学堂学生读经，“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学失其本则无学，政失其本则无政。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

7、有富强之望乎？ ”张之洞希望以学传道，其法相对可行，尽管后来的教育政制演变，未能如此。不过在晚清立宪过程中，道统传续问题尚不十分突出，毕竟，皇帝仍在,而当时很多人误以为，道统在皇权，宪法仅为一治理之术。确实，在皇权制下，有皇帝在，不论有何文化、政治构想，都可立刻找到第一推动力。但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儒家士大夫群体当时仍在：立宪主体本来就是儒家士大夫。民国建立，道统传续问题乃趋于突出：皇权不复存在，社会治理主体已难称儒家士大夫。民国初建，掌握权力者约有三类人：留学国外、新近返国之革命者，北洋系军政人物，这两者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士大夫，因为他们都没有接受过完整儒学教育。只有张骞为代表的立宪派绅士

8、较为接近儒家士大夫，也正是他们推动了革命派于立国之后的“保守化”。但在民国初年政治博弈中，立宪派在地方或有一定控制力，在中央政治舞台上则相对边缘，且随着政治格局剧变，其影响力持续衰减。事实上，民国成立之初，随着儒家士大夫与皇权秩序解体，以及革命引发的激进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已出现总体秩序之混乱。对此，即便革命党人如黄兴、章太炎等，也忧心忡忡，由此而有革命党人回向道德之转向，蔡元培等人成立“进德会”等组织，试图重建道德。这种社会层面上的努力是必要的，却是肤浅的。国民道德混乱仅为表现，深层次因素在国家精神迷失，也即道之悬空。皇权已去，经学崩解，士大夫消散，新知识传入，国家将循何道而行？这是百年中国

9、始终面临、而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问题。而革命党人，除孙中山先生等极少数例外，满清覆亡以来绝大多数思想和政治精英也没有道之意识。这一点，构成现代精英与儒家士大夫最根本的区别所在。在这种盲目背后，可见去中国化之信念：形成于西方的宪政制度，是一套先进的、普遍的、且完整的治理技术，可通用于中国，并可做到药到病除，立刻解决中国面临的全部困境。政制、宪政可重建整全秩序，这是一种流行百年的信念。有此信念，道当然是多余的，尤其是中国之道。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及当时主张宪政之大多数人，就已形成这种去中国之道的西方制度迷信。他们把政治作为解决全部问题的关键，故专注于宪政制度问题之探究、辩论、构建。相比较而言，康有为

10、与其同道更为深谋远虑。他们认识到，共同体必有其道，只有上道，政制才可正常运转，才可期待良好秩序。故他们不仅积极致力于宪法设计宪制，更致力于把宪制纳入道之中。其方案是，孔教入宪，以宪法确立国家精神。康有为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有条款：”以孔教为国教，惟蒙藏则以佛教为国教”，其具体措施有：一、崇体制。总统与行政官、地方长吏，春秋及诞日大祭，朔望祠谒,学校奉祀，皆行三跪九叩礼二、立学设学位。大中小各学皆诵经，大学设经科，授以学位，俾经学常入人心，其学校特助以经费。三、立教会。国家特保护而助以经费，或设教院专司宏导。康有为也提议设立“学士院”，此或为蒋庆三院制中通儒院之先声。康有为又提议设立“国民大会

11、议”，全国每县举一人，其主要职能有三：“修正宪法，割让国境，选举总统”。这与孙中山先生国民大会构想颇为接近。总之，康氏宪法构想是“厚的”，宪法不仅构建政体，也范导国家精神。故以宪法确立国教，国教渗透政治生活各个环节，以引领政治，塑造社会。但在当时，生成于西方一神教建制化教会经验中的政教分离原则，己随着西方宪法理论传入中国，且被知识上基本上己被西方征服的立法者所接受，康氏方案自然遭到排斥。梁启超的方案比乃师温和一些。他于民国初年草拟之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第十五条日：“中华民国以孔子教为风化大本。但一切宗教不妨害公安者，人民得自由信奉。”梁启超对此有专门解释：本宪法既从各国通例，将各种自由悉为列举，信

12、教一项，不容独遗。然比年以来，国人多误解信教自由之义，反成为毁教自由。孔教屡蒙污蔑,国人固有之信仰中坚，日以摇动削弱，其影响及于国本者非鲜。故以为即将许信教自由之事实，列入宪法，同时亦宜将崇仰孔教之事实，一并列入也。梁氏这一态度引人注目。康有为倡设孔教，梁启超曾坚决反对，1902年作长文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在回复康氏批评的信中，梁启超更指出：“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合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梁氏于孔子多有不满，同期所撰新民说与此同辙，对儒家之德论予以严厉批评。民国以后，梁启超态度发生变化：仍反对立孔教

13、，故未参与发起孔教会,但明确尊孔。1915年12月，梁启超发表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其中说：“盖中国文明，实可谓以孔子为之代表吾国民二千年来所以能技控为一体，而维持于不敝，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轴。”基于这种想法，梁启超希望以孔子之教为风化大本。与康有为的国教构想不同，这仅为一宣示性条款，并未落实于实质性制度。北洋系也试图重建秩序，民国二年十月通过之中华民国宪法案第一九条本有“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条款。看得出来，此草案拒绝了康有为之国教提议，而大体上接近于梁启超之温和构想。或者可以说，又退一步，从国家层面，退居于国民教育层面。然而，即便这样的表述，在未能通过

14、。因为，文化政治舞台之主角已发生重大变化：新式学堂建立、科举废除近十年，现代知识分子群体逐渐成形兴起；因为革命，儒家土大夫群体的影响力急剧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具有革命精神的大量政治新贵，而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也在发生影响。故立法机构成员之思想观念趋向激进化，在宪法起草过程中，反对意见占较大优势。1923年，此宪法草案通过时，孔子之道条款被删除。这一事件极有象征意味，可清楚呈现当时立宪者之文化政治立场。纵观同时期立法机构起草的宪法草案与民间学者自发拟定的宪法案，基本在欧、美、日既定体制中打转。宪法的政治宣示、权利条款、政体设计等内容，几乎全部抄袭。延宕十年、最终于1923年通过之中华民国宪法，不过是

15、列国宪法条文之杂凑而已，儿乎看不出中国治理之道的任何痕迹。由上面简略回顾可看见，满清覆亡之后，民国初年持续十余年之立宪运动，带有明显的非中国化倾向。精英群体的思考完全被欧美、日本、苏俄等外来的政治、宪法观念、制度所支配，对数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国治理之道视而不见。同时兴起的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对此更予以价值上和知识上的摧毁，比如“古史辨运动从根本上摧毁经，经学大厦倾塌，这与去中国化的立宪政治互为表里。1923年宪法之所以不能生效，去中国化也许是原因之一。而这部宪法若真生效，也只能让中国政治偏离中国之道。所幸，天生中山先生，力挽狂澜，几乎以一人之力，扭转这一宪法的去中国化趋势。孙中山先生之道统自觉就在1923年北洋政府主导之无中国性之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之时，中山先生已具有明确的道统自觉，此正为孙中山先生超绝时人之处。关于孙中山与儒家思想间关系，学者已有一定研究。概括而言，孙中山早年接受过儒家经典教育，虽不算完整，但足以了解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