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亦--周武王为何创建“一国三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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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亦】周武王为何创建“一国三制Z从公羊学来看栏目：演讲访谈发布时间：2015-08-13 22:26:20标签:曾亦作者简介：曾亦，男，西历1969年生，湖南新化人。曾任职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现任I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经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5心研究员、上海儒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本体与工夫一湖湘学派研究（上海人民H08年），共和与君主一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料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主编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华东师范大，2012 年）周武王为何创建“一国三制，从“公羊学”来看作者：曾亦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时间：

2、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廿八日庚申耶稣2015年8月12日导语：作为六经之一，春秋在中华文化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其蕴涵的历史价值、思想智慧以及核心价值观，一直作为经典，被历代读书人奉为立身、处世、从政的圭臬。“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孔子以春秋当新王”，由于春秋文辞简约，微言大义，对其进行注解，最著名的是“春秋三传”，即公羊传、毂梁传与左氏传。汉人称春秋，一般即指公羊传，由此衍生出“公羊学汉代公羊学家谓春秋有“三科九旨”，到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公羊学”再度被政治人物所重视。那么，到底什么是“三科九旨”，对于转型攻坚期的当代中国，“公羊学

3、”能否为今日执政者及民众提供智慧启迪呢？ 8月4日晚，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亦，做客“论语汇孔学论坛名师讲座”，就此进行了详细阐述。以下为文字实录：【讲者简介】曾亦，1969年6月生，湖南新化人。曾任职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儒学研究会副会长。按照古人的说法，大学有“八条甲之说，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主要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在春秋。春秋是“五经”之一，在汉代地位最为崇高，甚至被视为“五经之冠冕”。而春秋

4、有三传，即公羊、毂梁与左氏。除了这三传外,还有邹氏、夹氏二传，但到汉代时都已佚失掉了。至于左氏，其实从汉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今文家不承认它是春秋的传。譬如清代刘逢禄就认为它只能称为左氏春秋，而不能称为春秋左氏传。当然，站在古文家的角度，他们两千多年的努力，就是要让左氏成立为春秋的传，即名符其实可称为左传。春秋的文辞非常简略，所以，要了解春秋本身的道理，一定要借助“传”。然而，三传各有一套解释春秋的义理系统。而对公羊传来说，其义理有“文成数万，其旨数千”之说，而在其如此复杂的义理解释中，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三科九旨”。所谓“三科九旨”,最经典的表述就是“通三统”、“张三世”与“异外内”。什

5、么是通三统”呢？按照公羊家的说法，就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什么叫“张三世”呢？公羊传有明文，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至于，异外内，公羊传也有明文，即“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下面，我们分别来讲解“三科九旨”的内容。周武王分封夏商后人是最早的“一国三制”牧野之战所谓“通三统”，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处理新王朝跟前面两朝的关系。按照史书的说法，周武王灭商以后，分封夏人的后代于杞，殷人的后代于宋,各为百里大国。在周王朝的天下中，杞、宋两国的国君享有一般诸侯所没有的政治地位，不仅可以“称客而不朝”，即与周天子不叙君臣之礼，而是当成平等的客人；而且，杞、宋两国还可以在自己的封国

6、上依然推行夏、殷两朝的旧制度。按照公羊家的讲法，这种政治安排就是“存二王后”。这种对前朝的优遇姿态，体现了古代政治的宽容精神，这与现代政治好评秋后算账”是很不同的。直到清代，康熙帝在视察明十三陵时，就自认清朝对待蒙古人与明十三陵的做法，体现了春秋“存二王后”的精神。“存二王后”这样一种政治安排，体现到春秋的书法里，就是“存三正”。什么是“存三正”呢？春秋里有这样一条记载：“隐三年，春，王二月。”这条记载有什么特别呢？按照汉语的书写习惯，一般有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这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论述，但是，“隐三年，春，王二月这条记载，显然不符合汉语的习惯，因为只有时间，却没有地点、人物和事件。但是，公

7、羊家认为这种记载是别有深意的，即在“二月”前冠以“王”字。止匕外，我们还看到在春秋别的地方，譬如，“隐元年，春，王正月”，这里却是将“王”冠于“正月”之前。另外，春秋还有将“王”冠于“三月”之前的，总之，在一年的12个月里，只有正月、二月、三月前面，可能会冠以“王”字。那么，公羊家就探寻其中的道理，譬如，东汉末年的何休是这样解释的：“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师法之义，恭让之礼，于是可得而观之。”在何休看来，所以只有这三个月前冠以“王”字，是因为二月是殷历的正月，三月是夏历的正月，这是就周历而言。

8、我们现在用的农历或阴历，其实是夏历，止匕外，历史上还有殷历和周历。如果从夏历的角度来看，现在夏历十二月就是殷历的正月，而夏历十一月为周历的正月。因此，在春秋里，通过在正月、二月、三月前冠以“王”字，就是公羊家讲的“存三正”，换言之，周代虽然行的是周历，但对春秋来说，却不仅用的是周历，而且，在某些地方还保留了夏、殷之历。那么，春秋“存三正”的这种书法，在公羊家看来，体现了“通三统”的道理。在中国古代，历法是有特殊政治含义的，正因如此，每当新朝建立，都要“改正朔”，即分布新的一套历法，目的就是要表明新朝的政治合法性，即“奉天承运”。因此，“存三正”就意味着，在周王朝的框架中，也容许前两朝制度的存在

9、，即春秋通过“存三正”这种书法，肯定了周王朝“存二王后”的这种政治安排。具体来说，“存二王后”体现了两种用意：其一，“尊先圣”。对于传统政治来说，改朝换代并非我们在现代革命那里看到的，简直就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因为前朝的不肖子孙不能遵守先圣的法度，所以天命才流转到新王那里，换言之，无论新朝、旧朝，都是圣人后代。新朝封前朝子孙以百里大国，称客而不朝，就是因为这些子孙也是圣人之后，尊重这些子孙，就是尊重他们的先圣。这种做法体现了新朝的“恭让之礼”。其二，“通三统”。新朝封前面两朝的后人以百里大国，让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封土上保留旧制度，“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目的是为了让人得以从中取法

10、，这就是何休讲的“师法之义”。记得八十年代中英谈判时，邓小平许诺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后来对澳门也是有这个许诺。这意味着在共产党的一片天空下，却容许了另一种相反的制度，也就是“一国两制”。我记得当时的媒体和政府，都把这看成是我党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大概也视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成就吧。但我们今天看公羊家讲的“存二王后”，那就更了不起了，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国两制”，而是“一国三制”。就是说，在当时周王的天下中，除了普遍实行周的礼乐制度外，还有两个地方可以特殊，一个是杞国实行夏制，一个是宋国保留殷制。古人实行“一国三制”,用意正如刚才何休所说的，还是让后王得以从中学习和借鉴。当年我们

11、搞改革开放，为了向西方学习，就搞了儿个经济特区。特区是我们看西方世界的窗口，也是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门户，我们正是通过特区把西方那些优秀的东西引进到中国来的。香港在后来的意义也是这样。可以说，古代的杞国和宋国，就像我们的经济特区，当我们要进行制度革新时，就要到这些地方去取法、学习，区别仅仅在于，周人是向古人学习,而我们是向洋人学习而已。礼记礼运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另外，论语、中庸里各有一段话与此相近，意思也差不多。就是说，孔子要了解夏朝的制度，就要到杞国去；要了解殷朝的制

12、度，就要到宋国去。这段话非常明显表明，周人确实有“存二王后”的政治安排，正因如此，孔子要了解夏、殷两朝的旧制度，就只能到杞、宋这两个政治特区去实地考察了。当时，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古人称为“礼崩乐坏”。当然，这主要是指周制崩坏了。不过，杞、宋两国也没有把夏、殷旧制保存好，所以，当孔子到这两国去时，只找到属于夏制的夏时和属于殷制的坤乾了。无论如何，周礼虽然崩坏了，但留下来的东西还是比夏、殷之礼要多，所以，中庸里有一段话提到为什么要“从周”，孔子解释道:“今用之，吾从周。”就是说，周礼之“郁郁乎文哉”，其实是相当于夏、殷之礼而说的。“通三统”学说的内涵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只是讲了最核心的内容

13、，即“存二王后”。还有王鲁、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文质、素王改制这些说法，都是包括在“通三统”里的，以后另有机会我再给大家解释。三世异辞：不同时代的历史叙事会严重偏差之汲铁如濡趣黑辛玄至隔日建至篮攵 庸爽如督正准利杳字成典正文字不；g如此登$千蒯期旻作冬此者般皆不敢网感凡更定站*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下面我们开始讲“张三世”。“三世”之说在公羊传里一共出现了三次,最主要的发挥是对“隐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师卒”（春秋经文）这一条的阐释。我们首先看公羊传的解释：“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经文的意思很简单，只是说一个名为益师的公子去世了。那么，春秋这条记载有什么特别

14、的呢？我们看到，这条史事的记载只是提到公子益师死在某年、某时、某月，却没有具体到哪一天。然而，按照春秋最完备的说法，应该有年、时、月、日，四者具备，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时间。可见，这条记载的特别之外就在于没有书日。对此，公羊传解释道：“何以不日？远也。”就是说，公子益师所以没记载他去世的日期，是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显然,公羊传这种解释是合情合理，很符合一般人的想法。然后，公羊传接着进一步说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因为假如公子益师死在另一个时间段，史书的记载却可能用另一种语言，这就是“异辞”。这个道理对常人来说，似乎也不难理解，譬如，某人死在最近,较之死在几十年前，在我们的记忆中完全是

15、不一样的，我们在叙述这件事时，也会不一样。如果说公羊传的解释尚属平常，那么，到了东汉末年何休所作解诂里，却发挥出一套非常深奥、丰富甚至显得怪异的理论。解诂首先说道：“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因为春秋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历史，站在孔子作春秋的角度，这段时间又可分为三个时期：昭公、定公、哀公时代发生的事情，是孔子及其父亲亲眼所见，故称为“所见世”；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时代发生的事情，是孔子祖父亲身经历的，虽然孔子所见，但是孔子亲耳所闻，故称为“所闻世”；至于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时代所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