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战争本质思想及其现实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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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战争本质思想及其现实启示摘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大量战争评述中，他们始终坚持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观点，并且善于从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三大维度及其相互联系出发全面审视战争的本质，从军事运动内部规律出发探讨对战争规律的认知和驾驭，以揭示战争的本质规律。当前，国际政治格局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信息技术与科学发展迭代迅疾，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战争形势正赫然发生在眼前。因此，把握战争本质，精准谋略、科学施策，是我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新的时代背景下有效应变的关键环节。关键词：战争本质暴力政治战争规律列宁曾说：“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即

2、暴力的）手段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著作家之一、思想上曾从黑格尔受到教益的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观点，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做是有关列强（及其内部各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的继续。”通过认真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撰写的大量战争评述，不难发现他们不仅始终坚持“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基本观点，而且还善于从政治、经济和军事这三大维度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出发全面、深刻审视战争的本质，从而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对战争本质的辩证认识。一、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政治总是支配着战争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是一种表现特殊的政治。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

3、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时，曾对暴力在社会变革中的巨大作用进行过充分的历史论证。后来恩格斯又在反杜林论一书中，专门批判了杜林的反动暴力论，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观。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暴力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暴力是战争的根本属性，这一属性正是战争同其他一切社会斗争形式相区别的特定属性。同时，战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即为政治的一部分，是国家、民族、阶级和社会政治集团的政治性行动。即从战争的属性来看，战争的暴力性是由其所延续的政治矛盾的尖锐对抗和不可调和、达成政治目的所运用手段的强制性和杀伤性所共同决定的。从战争的功能来看，战争成为运用暴力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是以流血方式强制

4、敌人屈从的暴力对抗的最高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从战争的功能属性角度审视了战争与政治的紧密联系，而且立足于战争发生与发展的全过程，深刻阐释了战争直接为政治服务并受政治支配这一战争基本原理。政治冲突导致战争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把战争视为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把它看作交战双方平时和战时政治的继续。他们认为战争的酝酿和爆发绝非偶然，而是有着可以溯源的深刻政治动因，政治冲突正是引发战争的直接动因。他们总是善于洞察战争背后由来已久、相对固定的政治背景，进而准确做出那些关于战争爆发与否的重大战略判断。1859年，意大利统一战争爆发前夕，为了和平解决意大利与奥地利的领土争端，欧洲主要国家拟召开一次外交会议

5、。这次外交斡旋活动曾被欧洲政界寄予厚望。马克思恩格斯则在深入剖析各相关国家的政治目的之后，得出了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意大利萨丁王国意欲借助法国收复被奥地利占领的领土，以实现国家的统一；法皇路易波拿巴则以解放意大利为借口，企图实现其领土野心；但是奥地利一一特别是当问题牵涉意大利的时候，如果不是帝国本身遭到危险，是不可能改变它的道路的。因此波拿巴从奥地利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准备战争，这使波拿巴也不得不采取同样的行动。正是在这一政治大背景下，1859年4月，法皇路易波拿巴和萨丁王国首相加富尔达成秘密协定：法国以得到萨瓦和尼斯为条件，帮助萨丁夺取奥地利在意大利的领地伦巴第和威尼斯，统一整个北意大利。萨

6、丁甚至主动在伦巴第煽动革命活动，以此为导火索引诱奥地利和法国进行军事干涉。而奥地利在涉及自身在北意大利的固有势力范围问题时，也表现得十分强硬、决不让步。最终，正如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的那样，这场装模作样的争吵逐渐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冲突。正是因为牢牢抓住了战前各参战方的尖锐政治矛盾，他们才能不受西方诸强发起和参与的和平会议所蛊惑，直言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撒丁王国推行的正是一种孕育着战争的危险政治，这种政治的延续必然导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政治控制影响战争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战争的开始绝不意味着政治的中断，战争的整个过程都深受国家、民族、阶级和社会政治集

7、团的意志或政治动机的支配。可以说，政治因素及其影响贯穿于战争的始终，并能深层次地影响乃至决定战争的进程。他们总是善于分析政治可能对战场作战行动施加的影响，进而准确把握战争的走势和结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述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时,就曾对战争中的政治控制作出过深刻剖析。1853年10月，东方问题的激化导致了克里木战争爆发。他们分析指出，要想制服俄国，最快速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英法联军的海上优势，炮击或攻占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喀琅施塔得等俄军海防要塞，进而切断俄国进入黑海和波罗的海的通道，直接威胁俄国首都彼得堡。但是英法联军并未采取这一速战速决的战略，而是坚持将战略重点放在黑海海域和克里木

8、半岛。由此可知，英、法两国的核心诉求并非彻底打垮俄国，而是尽全力阻止其夺取黑海的控制权。英、法做出如此考量的深层原因正是基于政治上的权衡一一当时的俄国在维系欧洲地缘平衡上地位重要，且充当着镇压革命的欧洲警察的角色,它们宁愿通过局部有限的军事行动来维持现状，也不愿全面升级战争而破坏欧洲原有的政治秩序。正如马克思所言，不坚定的、畏缩而互相猜忌的西方列强，起初由于害怕俄国侵略而鼓励苏丹反抗沙皇，而最后却由于害怕一场大战会引起一次大革命而强迫苏丹让步。恩格斯也曾指出，不应对联军坚决应战抱太大希望，因为最高当局无意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而且，一旦爆发全面战争，统帅们将被束缚住手脚，变得无能为力。纵然得到决定

9、性的胜利，也会设法把它归于侥幸的成功，而且使它的后果尽可能对敌人无害。由此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战争进程的考察，不仅着眼于战争的军事方面，而且着眼于战争的政治方面。在他们眼中，战事一旦爆发，政治因素仍然对战争全局及其走向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上的考量与权衡对战争的军事目的框定、战略策略谋划、战役战斗指挥等，都具有决定性影响。政治媾和最终结束战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战争因政治纷争而起，也将以政治妥协而终。在战争进行的全过程中，交战双方都需要根据各自战场军事行动的胜败得失、国家经济以及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的承受能力，不断调整和修正战争的政治目的，并且最后以政治上的协商与约定来结束战争状态，即交

10、战国之间通常借助政治媾和以达到此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研究了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大国之间进行的遵循一定习俗的战争，发现其最终总是以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勾连串通、妥协交易而终结，即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和普奥战争都只不过是遵循一定习俗的战争，是战争机器一经打碎或损坏就要媾和的政府之间的战争。他们分析指出，在克里木战争中，英、法两国政府只是将对俄战争限制在黑海局部地区，不断削弱俄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同时试图通过在外交上联合普鲁士、奥地利，以最终达成孤立俄国、政治解决东方问题的目的。这点可以从恩格斯在对克里木战争的评述中看出，他指出这场战争是是一场小范围的大战争，战争的主要战局虽然大多局限于克里木半

11、岛，但背后的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则更为广泛和激烈。1855年9月俄军塞瓦斯托波尔要塞陷落，12月奥地利导向联军一方并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接受停战谈判，此时军事和外交上已被大大削弱的俄国不得不同意把奥地利的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虽然这远没有解决媾和问题，但总算有了结束战争的可能。巴黎和会自1856年2月25日召开至3月30日结束，英、法、奥、俄经过持续1个多月的激烈讨价还价，最终在东方问题上达成政治妥协并宣告战争结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同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的真正的革命战争、人民战争相比，那些为封建王朝利益而战的规规矩矩的政府之间、军队之间的战争，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统治阶级自私自利的政治意

12、志以及相互之间的卑劣妥协因此，结束这类战争的最终推手一定将是那些令人不齿的政治媾和。二、战争通常起因于物质利益的冲突，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进行战争的重要考量战争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是物质经济利益冲突的外在表现。曾经在战争本质学说方面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把导致战争的政治仅仅视为国家间的外交关系，把政治冲突视为统治者之间的意志冲突，因而在他看来导致战争的政治常常具有很大的个人随意性和历史偶发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不仅看到了战争和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而且还由此出发更进一步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有史以来的一切战争根本上都是为了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在他

13、们看来，任何一场起因复杂的战争背后都有着十分深刻的经济动因，即总是以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作为驱动力和落脚点。因此，要想全面、深刻认识战争本质，就不仅需要承认政治对战争的直接影响，更在于分析导致战争的政治背后那些起长期的、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原因。如此也就大大深化了对战争本质的科学认识，从而把人们的眼光引向隐藏在政治博弈背后的经济斗争。国内经济危机与国际经贸冲突总是酝酿战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尽管战争的背景包含了经济、政治、军事、宗教等诸多方面，但一般来看都具有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共性特征，即经济的动荡和冲突。大国之间经贸的彼此依赖与冲突、一国内部经济的稳定与动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或和平的主基调。

14、这一特点在工业时代的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马克思认为，18世纪以来欧洲战争与革命频发都离不开一个共同背景一一商业和金融危机。1848年的欧洲革命正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一样，既是经济社会过渡时期的产物，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产物。这一革命因经济危机而起，其本身也成为经济变革的一部分。1853年，英国工商业发展再次出现衰退迹象。马克思又一次指出，此次始于英国的经济危机，很可能带来一场全欧范围内的政治危机一一战争或革命，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不出马克思所料，始于英国的金融危

15、机迅速从欧洲大陆蔓延至美国，进而引爆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一时期，欧美国家国内经济衰颓、政治失序、社会治理混乱乃至倒退,国家间的经贸与政治冲突也日趋严重，战争与革命一触即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我们每天都看到，不仅称霸世界的列强和它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的冲突正在一步步尖锐，乃至剑拔弩张。一些遭受严重的商业与财政危机的封建军事大国，国内政治统治难以为继，更是不得不通过对内进行镇压、对外发动战争来谋取新的出路。1854年以来相继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西班牙革命，以及1859年奥意法战争甚至是美国后来爆发的南北战争等，都与

16、此次普遍性的经济危机密不可分。由此可见，一国的经济动荡不仅会加剧其自身革命和对外战争的危险程度，而且随着经济危机的迅速传导，甚至有可能引发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战争或革命，而这实际上都是对国内经济危机的直接回应。战争的主要考量在于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手段和目的，是战争与经济之间最本质的联系，而战争归根结底是实现一定经济利益的手段。因此，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探究战争，一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示战争目的最重要的战略考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意到，资本主义时代工业文明的大发展并未带来自由与和平，而是伴随着更为疯狂的掠夺与战争，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使然。较之于以往时代,战争在资产阶级手中更是被明确无误地作为追逐经济利益的工具。他们在详尽分析了英国是如何在反拿破仑战争期间，成功利用炮舰外交确保了它对现代工业和全球贸易的垄断基础上指出：英国的战舰割断英国在工业上的竞争者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