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利--君权与道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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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的说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臣闻古之帝王，道统与治统合而舄一，故世教明而人心正，天下之所以长治久安也。及其衰也，孔、孟不得已而分道统之任.”余英时先生解析朱子之“道统”论时曾指出一个细微的差别，即朱子所述之“道统”，惟指称上古三代圣王合一之统，而孔子以后之传承则以“道学”指称之。余先生如此解析，略有过度诠释之嫌,依笔者所见，朱子论“道统”传承与宋明儒者一般所论是相合的，至于孔子前后之区别，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必以“道统”、“道学”之差异表出之，就朱子之表述而言，亦未必有如余先生所解析的“道统”、“道学”之异。至于孔子前后“道统”传承之区别及其意义所主，余先生所析则甚舄精当,就孔子之前之“

2、道统”传承而言，朱子“之所以全力构建一个内圣外王合一的上古三代之统，正是为后世儒家批判君权提供精神的凭借。就孔子于“治统”外“道统”之独立传承而言（即余先生所解读的朱子所指称之“道学”），“旨在极力抬高，道学，的精神权威，逼使君权就范。”3这两点落实在现实政治中，即体现为儒家士大夫矢志不渝的政治理想，所谓“尧舜其君”、“皇建其极，余先生使用的“批判君权”、“逼使君权就范”之语词，“现代”色彩略浓。就儒家士大夫而言，君主是因其位而有其神圣价值的无论是以“天子”指称之，或宋明儒者继张载而以天之“宗子”指称之，都是君主之位所具有的神圣价值的体现。后世之君主因君德的缺失刘敲山所谓“及其衰也”，而不能体

3、现此神圣价值，“尧舜其君”、“皇建其极”只是使君还复君之为君的本来面目，以合于因其位而有的“神圣价值，故余先生所谓“批判”、“逼使就范”于士大夫而言即为自然而然的了，如屡篇儒家士大夫所称的孟子所言“责难于君为恭”，明代士大夫经常引述的明太祖所言臣之职分舄“拾君之失，操君之过，补君之缺”，均为此意。另需强调一点的是，儒家士大夫“尧舜其君”的政治理想不仅仅停留在理念的层面，同时反映在政治制度建构中，在历史现实中亦发挥了一定的功效。比如，儒家士大夫在与君权之博弈中，使后世君主多能认可“治统”之外孔子所代表的“道统”的独立性，孔庙从祀制度即此制度建构层面的体现。当然，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因无法有效地

4、制约“绝对”的君权，随着君权的无限膨胀，君主对于“道统”的粗暴干预亦时有发生，而嘉靖时代，即是有明一代此方面之典型。嘉靖时发生的君权对“道统”粗暴干涉最直接的表现即为发生于嘉靖九年(1530)的孔庙改制，关于这一点，可参看黄进兴先生的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论皇权与祭祀礼仪4与毁像与圣师祭5二文，黄先生谓之国人主对制度化道统的挑衅”，是世宗贬抑儒教象征的一环”7,诚为至当不易之论。与此相关联的，尚有同年稍前以郊祀天地为核心的一系列礼制变革。世宗之变更礼制，黄先生谓嘉靖初年之大礼议有以启之，亦有一定的道理。嘉靖初之“大礼争议”所蕴含的历史意义虽可多面向加以诠释，然谓之为儒

5、家土大夫与君权的一次正面冲突当不为过，而最终的结果则以君权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网“大礼议”对于世宗之影响有二，其一，在“大礼议”“继统”一脉“非天子不议礼”、“独断”之鼓声中世宗“圣王”心态的膨胀；其二，世宗欲尊崇“本生”遭致以“继嗣”为代表的大多数廷臣的集体抗争，致使世宗极端仇视动辄以“道统”自居之儒家土大夫，对于土大夫所张扬之“士气”亦极为反感，这种心态贯穿嘉靖朝政治治理之始终。嘉靖之变更礼制就是其以“圣王”自居的心态集中反映，“制礼作乐”本身即“有德有位”的“圣王”方能作的事情。贬抑孔庙祀典，即篇其仇视儒家士大夫心态的体现，黄进兴谓之“藉改制孔庙，以打压文官集团”9,确为不虚。尚有一事比较

6、能够反映世宗的“圣王”心态。嘉靖十五年(1536),世宗更易考庙“世庙”之名为“献皇帝庙”，其上谕云：“而世之一字，来世或用加宗号”。10也就是说，他希望能够预留“世”字为自己身后宗号，故有此改易。“世”之取意，则正在于其更定万世不可易之礼，11在世宗心目中，他确实是以“制礼作乐”的“圣王”自居了。嘉靖之“圣王”心态尚表现于嘉靖七年(1528)颁行其所撰敬一箴及所注宋儒范浚心箴、程颐四箴于天下学宫。此事史籍所载不一，试澄清之。明史记其事于嘉靖五年(1526)十月庚午，唯云“颁御制敬一箴于学宫，12明史所载当本之明世宗实录于嘉靖五年(1526)十月庚午条下之记录：上制敬一箴及注范浚心箴、程颐视、

7、听、言、动四箴颁赐,大学士费宏等疏谢，因言此帝王传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奏请勒工部于翰林院盖亭竖立，以垂永久。仍就礼部通行两京国学并在所提学官摹刻于府州县学，使天下人士服膺圣训，有所兴起。上命如议行。13然实录嘉靖七年(1528)二月庚申尚有一与此相矛盾的记录:命工部建敬一亭于翰林院，镌御制敬一箴、五箴注及谕札四通于石,列置亭中，仍行两京国子监及天下儒学一体摹刻立石。先是，上制五箴注示阁臣，大学士张聪请刻之石，杨一清等复请并敬一箴建亭刊布,故有是命。14二者所载有两处明显之不同。其一为时间之不同，嘉靖五年(1526)十月之说显篇误载。世宗此三篇文字非作于一时，其中注心箴、四箴皆在嘉靖六年(15

8、27) o世宗注心箴源于听日讲官顾鼎臣解说心箴，陆深撰顾鼎臣行状载其事云：“十一月，进讲范浚心箴，上特谕内阁云：朕因十三日听讲官顾鼎臣解说心箴，连日思味，其意甚为正心之助。昨自写一篇，并假为注释。15据张琨谕对录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二十二日奏称：“是月十八日小至之晨，伏承赐内阁范浚心箴注一通”准此可知，世宗听讲心箴在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十三日，赐内阁心箴注在十八日，作心箴注当在此间。张理对于心箴注的处置则是“将御注心箴付工部刻石，翻为墨本，布之天下，传之万世。”同时复录程颐四箴进呈”。16世宗很快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完成了对于四箴的注释，并告谕张瑰，代为“藻润”。17此二注既均作于嘉靖

9、六年(1527),自无于嘉靖五年(1526)颁行天下学宫的可能。世宗之撰著敬一箴则早于二注，作于何时无明确记载。考诸相关史料，世宗曾于嘉靖五年(1526)十月颁次敬一箴于内阁，阁臣杨一清上表谢恩云：“本月(十月)十八日，伏蒙皇上遣司礼监官责赐御制敬一箴石刻一轴，墨印一轴。”18此表未署何年，据末附有“嘉靖五年十一月一日”圣旨的杨一清舄灾异修行乞恩罢免以谢天谴疏所云：“近日，御制敬一箴颁次臣等。”19可知敬一箴颁次内阁之确切年月日为嘉靖五年(1526)十月十八日20,撰著则当在此前。清乾隆钦定国子监志载当时国子监尚留存的“世宗御制敬一箴碑”相关情况云：“嘉靖五年六月二十日立石，有亭日敬一，碑在亭

10、正中。”21疑所云立石之“嘉靖五年六月二十日”录自该碑之落款，而此落款并非立石年月，很可能即为世宗撰著敬一箴的时间。22至于颁行敬一箴等于天下学宫之年月，当以实录所载“嘉靖七年二月庚申”之说为是。张璃谕对录所载嘉靖七年(1528)九月二十四日奏疏中有相关记载：臣谨查照嘉靖七年二月十九日钦奉圣谕内阁云：“卿等昨以朕注五箴请建亭于翰林堂北隙地，用置箴石，已令该部行之。朕复思欲将此亭名为敬一亭，庶可并示将来。其南北直隶及十三省亦各着盖敬一亭一座，以置此箴及敬一箴，六篇列于左右分设。非朕自矜，盖为善人之一助耳。”臣仰者兄今日亭成，大势宏丽，制度碧密，中树敬一箴，分树圣谕、御注五箴于左右，共为七座。”2

11、3此处所言尚透露出实录二说之另一重要不同，即敬一箴等颁行天下学宫之缘起。实录嘉靖五年(1526)所载谓缘起于费宏等阁臣“奏请”之说甚属无据，世宗是年颁次敬一箴于内阁时，任首辅者舄费宏，其奉命看详御制疏24亦载有其事。实录云“大学士费宏等疏谢，因言此帝王传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奏请勒工部于翰林院盖亭竖立”，其中“此帝王传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当取自费宏此疏所云“此乃尧舜禹汤文武传授之心法，唐虞夏商周致治之本源”。然费宏此疏并无奏请颁行天下学宫之事，唯于末云“其中间有简古奥妙、读之未易领会者，则臣等署加补缀，谨录呈上，伏候圣裁。”观此疏题云“奉命看详御制疏”，则世宗其初之用意亦如其注心箴、四箴，请

12、臣下“藻润”。而实录嘉靖七年(1528)所载“先是，大学士张璃请刻之石，杨一清等复请并敬一箴建亭刊布，故有是命”25之说参诸谕对录所载，亦并不准确。据谕对录，当初内阁(时任首辅为杨一清，故实录所称“杨一清等”实即指内阁而言)之动议只是建亭于翰林堂北隙地,以置嘉靖所撰心箴注、四箴注之刻石，而并未及于世宗之敬一箴，增入敬一箴、乃至颁行天下，均出自世宗本人之动议，而非出自阁臣。最终诏旨之下达与嘉靖自身之动议略有不同，实录所载为命工部建敬一亭于翰林院，镌御制敬一箴、五箴注及谕札四通于石，列置亭中，仍行两京国子监及天下儒学一体摹刻立石”。此当为由内阁票拟的最终之正式诏旨，张理请赐书院额名疏亦载其事：“近

13、奉钦依，行令翰林院、两京国子监及天下府州县学盖亭立石，摹刻宸翰，以昭圣谟之盛。”26实录记张璃请赐书院额名于三月初，27可知二月十九日世宗动议后不久，内阁即具体落实世宗之动议，而正式拟定诏旨。敬一亭之最终规制，亦与世宗之动议有不同，张璃所云“中树敬一箴，分树圣谕、御注五箴于左右，共为七座”，参诸清乾隆钦定国子监志则具体情况如此：“敬一箴居中，左为圣谕，右为心箴，又左为视箴，又右为听箴，又再左为言箴，又再右为动箴，皆南向。”所云“圣谕”即实录所谓“谕札四通”，乃世宗注心箴、四箴成，颁次内阁时之圣谕。28增入圣谕未必有何用意，既以敬一箴居中，余五箴分列左右，舄平衡计而增入圣谕。以上所论为敬一箴等之

14、撰述至颁行天下学宫的大致情形。以阁臣动议建亭立石之初，惟及心箴注、四箴注，勿论其动机如何，仅以其形式而论，则先儒、先贤作箴，而世宗注之，或舄师，或舄君，多少尚可解读出如此之意味。从前引圣谕谓“已令该部行之”可知，阁臣此项动议已准旨令工部施行，然世宗细忖此事，或亦咀嚼出如此意味，故有一并立敬一箴碑之事。世宗此谕表达得颇为委婉，然其用意则很清楚。如虽云敬一箴与“五箴”“六篇列于左右分设”，然既已云“欲将此亭名为敬一亭”，则此“用置箴石”之亭所置者自以敬一箴为主，而先儒、先贤所撰反成敬一箴之陪衬。阁臣后拟定规制中树敬一箴,分树“五箴”注于左右，可谓善体上心了。在世宗心目中，自己不仅代表了“治统”之所在，且亦为“道统”之所在。此非吾人妄臆，世宗于敬一箴末即表述了此层意思：古有盘铭，目接心警。汤敬日跻，一德受命。朕为斯箴，拳拳希圣。庶几汤孙，底于嘉靖。29径以其所作敬一箴拟于商汤之盘铭。需提及的是，儒家土大夫对于君主之希圣大抵是求之不得的，史家王世贞云：”是时上日事经筵，讲求圣学，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注，皆发之孚敬，天下欣然望太平。”30谓天下因此而“欣然望太平”，所言有不虚处。如邹守益言及嘉靖初年之君德时即云：“皇上初正大统，清明如神，嘉唐虞，乐商周，以昭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