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框架之预设判准效应与阅听人的政策评估──以核四案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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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媒介框架之预设判准效应与阅听人的政策评估一一以核四案为例摘要：认知心理学之构念启动与使用模式指出，构念若因外界重复刺激而长期被启用后，可对相关评估产生长时性影响。本研究认为，媒介框架在具备强度与实时性时，可能重复启动受众知识仓储相关构念，并因此发挥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本研究以核四案为例，探讨预设判准效应(priming)与框架(framing)二项媒介作用的相关性，以及媒介框架在个人层次的运作机制与效应。内容分析与受众调查分析显示，核四案报导中，媒介主要框架同时具备强度与实时性，符合产生长期效果条件，且受众是否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也显著预测其核四政策立场。这说明媒介报导一议题时，跨时期使用的主要框架

2、，可对阅听人相关政策的评估产生长期预设判准效应。另外，核四主要框架的采用也是看核四新闻频率与核四立场的中介变项。受众看愈多核四相关新闻，愈易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也因而愈倾向赞成续建。这指出，媒介主要框架所隐含的拥核立场可影响民意，主流新闻媒体是一替民进党政府反核四政策去正当化(delegitimizing)的重要机构。关键词：媒介框架、受众框架、框架作用、预设判准效应、政策评估、核四壹、前言媒介预设判准(priming )及框架(framing )作用是继议题设定功能(agenda - set ting )之后，检验媒介内容与阅听人认知图像与态度之研究。有关此二项主题之研究不仅代表八O年

3、代末迄今媒介效果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也显示效果研究从早期观察阅听人态度变化转为认知层面的影响后，重新以更细致的概念描绘媒介内容对阅听人态度的影响。此一细致化倾向同时反映在媒介内容的分析方式与阅听人影响的内涵。在内容分析方面，研究方向已从议题量的分析转为质的分析。比如，议题设定功能及预设判准效应皆强调媒体在不同议题的报导量对阅听人的影响，但框架研究则旨在分析媒体呈现议题的方式对阅听人的影响。而在影响内涵上，也从议题设定对阅听人重要议题排序认知的观察，进一步观察此一认知对受众政治评估的影响。比如，预设判准效应即指出，议题经大量报导后，可成为阅听人评估政治人物表现的依据；框架研究也发现，当议题以不

4、同框架呈现时，可影响阅听人社会问题的责任归属。虽然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更能揭露媒介讯息对阅听人影响的政治意涵，且有关此二项媒介作用的影响也已累积许多实征发现，但许多研究并未详述二项作用形成过程的心理机制(Price & Tewksbury, 1997 )o也由于过去对此二项媒介作用的运作过程较乏系统性的理论解释，研究者对稍早提出之媒介议题设定功能与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的相关性遂有不同看法。提出议题设定之McCombs与Shaw ( 1993 )认为，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皆为议题设定的延伸，因为前二者的运作过程也都与重要讯息的传递有关，只是议题设定传递的是不同议题的重要性，而框架作

5、用则在传递议题内不同特色的重要性。因此，McCombs与Ghanem ( 2001 )指出，原来提出的议题设定功能可称为第一层之议题设定，而框架作用则为第二层之议题设定。反之，Kosicki ( 1993 )认为，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在理论与实征观察上皆有别于议题设定，并非后者之延伸，因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皆发展自认知心理学观点，二者所检视之媒介效果也与原来之议题设定不同。而Price与Tewksbury ( 1997 )则认为，议题设定、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三者皆与讯息之启动与使用有关，但预设判准效应涵义较议题设定广，议题设定实为预设判准效应之一例；至于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之别，则在

6、前者与讯息的近用性(accessibility)有关，后者则与讯息的应用性(applicability )有关。Price与Tewksbury ( 1997 )对于议题设定、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的看法，源自心理学记忆结构之联结网络(associativenetwork)理论。他们认为，过去以此三项媒介作用为主题的研究，除Iyengar等(Iyengar, 1989, 1991; Iyengar & Kinder, 1987 )曾尝试解释其心理机制外，其它研究着墨不多。而Iyengar虽曾指出，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对阅听人的影响与讯息之近用性有关，却并未区分二者运作过程的差异。因

7、此，Price与Tewksbury ( 1997 )遂借用心理学之记忆联结网络概念发展一构念(construct)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进一步区分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的心理机制。由于此模式对预设判准与框架作用的心理过程解释较完整，被认为不仅是唯一能充分解释预设判准政治效应的模式(Roskos-Ewoldsen et al., 2002 ),也是从认知观点阐述框架效果及其运作过程的代表作(Pan& Kosicki, 2001 )oPrice与Tewksbury ( 1997 )的模式至今仍未被充分验证，因此，该模式中预设判准与框架作用对个人实际进行相关评估时的影响仍有待厘清。而曾以框架为

8、主题的研究者也指出，在媒介框架对个人层面的影响方面，多数研究均假设媒介框架可直接影响个人层次的反应，至于其间的运作机制，比如阅听人本身所使用的框架在媒介框架与个人反应之间是否具中介作用，或者，针对一新闻议题，阅听人是否采用媒介框架能否影响其政策立场等问题，至今仍缺乏了解(Scheufele, 1999 )o因此，进一步探究框架作用的形式、运作过程与影响层面仍为政治传播领域的重要课题(McLeod et al., 2002 )0本文目的即希望藉Price与Tewksbury ( 1997 )提出之构念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以实例探讨预设判准及框架作用的相关性，以及媒介框架在个人层次之运作机制与可能

9、效应。本文认为，Price与Tewksbury ( 1997 )提出媒介议题设定、预设判准效应及框架作用三者皆与讯息之启动与使用相关的说法，有助于统合三个不同媒介作用概念。但媒介预设判准效应内涵若欲涵盖媒介议题设定功能，源自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原文priming之中译须还原为预示作用。Priming 一词有预示作用及预设判准效应之译法，本文认为，此二项名词内涵略有不同，前者范畴大于后者。传播研究中，priming可视为媒体讯息启动记忆联结网络相关构念之作用，惟因此而产生的效应则因观察焦点而异。当媒体对一议题进行大幅报导时，可能增加受众记忆网络相关构念启动的可能性,若因而影响受众对外在世界重要议题的

10、排序认知，则产生媒介议题设定现象；而若影响受众对政治人物等的评估依据时，则称为媒介预设判准效应。因此，媒介议题设定及预设判准效应皆可视为是认知心理学之预示作用在传播效果领域的观察。另外，Price与Tewksbury ( 1997 )虽以讯息之近用性与应用性区分预设判准与框架作用，他们也认为相关构念在长期启动后，原来产生的短暂近用性可发展成习惯近用性，但他们却并未进一步说明此过程的实际效应。本文认为，在实际运作中，当某些特定框架经媒体长期而重复呈现后，对部分受众而言，这些媒介框架的作用可能同时具有应用性及近用性。亦即，这些受众不仅可能运用媒介框架认知议题，也可能进而以这些框架作为评估政策时的依

11、据，而后项作用即具有预设判准效应的内涵。比如，若受众采用媒介报导一议题时经常使用的框架作为相关评估的依据，媒介框架即具有预设判准效应，而此一结果应有助于了解框架在个人层次之运作及效应。为观察媒体报导一议题的框架可能产生之长期效应，本研究以核四案为例进行相关分析。2000年5月政党轮替后，陈水扁政府为实现竞选承诺，开始推动核四停建政策。经同年9月经济部建议停建及10月行政院宣布停建，核四案即引发政坛一阵风暴及媒体关注，相关报导持续至2001年2月行政院决定复工时期。由于核四自停工至复工前后长达110天，议题本身又具争议性，有各种不同论述观点，因此适于观察媒介框架较长期的发展及其在受众政策评估方面

12、的可能效应。贰、媒介预设判准与框架概念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为本研究的主要概念，以下重点说明过去相关研究,并指出本研究可衔接及厘清之处。一、媒介预设判准效应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为 Iyengar 等人(Iyengar & Kinder, 1987; Iyengar et al.,1984 )研究媒介议题设定功能时的发现。此一源自心理学的概念，建基在人们对复杂现象有限的认知能力及进行判断时常运用直觉的假设，而直觉仰赖的要素之一，即为当时最可得或近用的信息。当Iyengar等将此概念运用于政治判断时，媒体被视为主要近用信息的提供者。媒介之预设判准效应即指，媒体对不同议题的关注程度，可影响受

13、众进行政治评估时的依据。也就是说，当媒体愈注意一议题而忽略其它议题时，受众愈有可能将对该议题的认知纳为评估政府、总统、政策或候选人时的考虑。以Iyengar与Kinder ( 1987 )的系列实验为例，他们让实验组观看强调一特定议题(比如国防议题)的新闻报导，而控制组则观看内容与国防完全无关的报导，之后并请两组观众分别就总统在国防等议题及整体施政的表现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实验组观众在总统整体表现的评估上，国防议题的评估所占比重较控制组高出两倍以上。这指出，观众由媒体接收国防议题相关报导后，确实较容易以总统在该议题的处理方式作为评估其整体表现时的依据。除实验室的证明外，以社会调查法进行的相关研

14、究也陆续提供实征支持。比如，Krosnick与Brannon( 1993 )、Iyengar与Simon ( 1993 )分析美国全国性选举研究资料，也都发现新闻媒体报导的议题可影响受众对当时总统的支持度。有关预设判准效应在政治范畴的作用，过去研究主要以政治人物表现，特别是总统表现作为政治评估的对象。不过，Iyengar与Kinder ( 1987 )指出，预设判准效应不仅见于受众对政治人物的评估，也可发生在对政府或其它政策的评估。Price与Tewksbury ( 1997 )也认为，预设判准效应涉及的是信息的近用，但并不限于某一特定信息，因此，讯息近用性产生的效应也可发生在其它政治议题的评

15、估过程，只是这方面研究过去较少见。另外，过去研究大多藉由比较不同类型议题在媒体的报导量，或是由媒体是否改变所关注议题，来观察受众是否因此增加或改变评估政治人物时的议题比重。但是，却无针对单一议题呈现的方式进行分析，以了解是否强调某一框架的报导，也能影响受众评估相关政策时的依据，进而形成另一层次的预设判准效应。本研究希望弥补此一环节。同时，由于过去研究也指出，媒体报导不同议题时所隐含对政治人物的正负向评估，也可能连带影响依不同议题考虑政治人物表现时，受众最后的评估方向(Pan & Kosicki, 1997 )o因此，本研究也推论，媒体针对一议题强调的不同框架，也可能隐含对议题相关政策发展方向的评估，进而在受众依媒体提供之框架进行政策评估时，影响其立场。二、框架概念与作用框架研究可溯自心理学及社会学，前者如Minsky ( 1975 )、Kahneman与Tversky( 1984 )等认知心理学者，视框架为记忆中之认知结构(或称基模，schema),为人们据以了解外界事物的心智代表，若经启用可影响其后续诠释或判断。后者如Goffman ( 1974 ),则主要从互动层面强调框架协助人们分类、组织及解释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