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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名人对孟子的评价孟子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古代名人对孟子的思想和学说进行了评价和解读。孔子的弟子颜回曾经说过:“孟子之言,如天之无角,地之无隅,日月之明,四时之序,万物之各得其宜也。“这句话意味着孟子的思想是非常完美和普适的,就像天地自然一样,万物都能得到它们应得的东西。另一位儒家学者荀子则对孟子的思想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孟子的思想过于理想化,不符合人性的本质。荀子认为人性本恶,需要通过教育和规范来约束和改善。但是,孟子的思想强调人性本善,认为人天生具有良知和道德感,只需要通过教育和修养来发扬光大。汉代学者刘向则认为孟子的思想是儒家学
2、说的高峰,他的思想深刻而且实用。他认为孟子的思想是“仁者之言”,可以帮助人们实现自我完善和社会和谐。总之,孟子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评价,他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一一朱熹读唐志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一一韩愈韩昌黎集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程颐1、东汉经学家赵歧的孟子注是孟学史上现存最早也是最完整的注释。其总序孟子题辞称:“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
3、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他对孟子予以高度赞扬,说孟了“著书七篇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士历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这是尊称孟子为亚圣”一词最早见之于文字的。2、汉史学家司马迁对孟子尤其尊重,其作史记孟子苟卿列传开头便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日: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白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在这篇包括十几个人的
4、列传中,司马迁独对孟子如此赞叹,可见他对孟子的重视不同一般。司马迁继承了孟子的以民心视天心的思想观点,并作了积极的发挥,赋以“君子用,小人退”,“贤人隐,乱臣贵”的历史内容,接过古代人们天命论的语言,改造灌以具有唯物主义的新思想,对历史的成败盛衰提出了合理的新解释,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3、西汉文学家杨雄在法言吾子篇中说:“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癖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Q”4、汉魏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在中论智行第九中说:“仲尼曰:末可与权。孟轲曰:子莫执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仲尼、孟轲,可谓达于权智之实者也。”5、刘勰文心雕龙多次提到孟子。其诸子第十七说:“孟轲膺儒以
5、磐折。”奏启第二十三说“孟轲讥墨,比诸禽兽。”夸饰第三十七说“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6、晋成康三年(公元337年),国子祭酒袁环与太常寺卿冯怀共同上书请兴国学疏,疏中第一次将“孔孟”并称。言:“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是以仁义之声于今犹存,礼让之风千载末泯。”疏载晋书本传。他们的这一提法,得到了晋成帝的认可,但是未能实行。7、至唐代,孟子思想在社会的影响日益广泛,许多士大夫纷纷上疏,要求将孟子列为太学里的一个学科。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宝应二年(公元763年)礼部侍郎杨绪上疏,请恢复举孝廉的旧制。考试内容根据所通之经,提议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唐末,
6、皮日休又上疏请立孟子为学科。疏中说:“夫孟子之文,粲若经传。天惜其道,不烬于秦”。请求:“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但至终唐,孟子书仍未列为学科Q8、孟子地位的确立,是自唐大文豪韩愈开始的。韩愈提出了“道统”晚,认为孟子是直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的继承人。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扎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不仪把孟子媲美孔子,而且认为自他之后,道统的传承就中断了。其在读荀一文中说:“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上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者,孟氏而已J并认为:“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
7、始”。他称赞孟子“功不在禹下”。9、北宋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早年即立志直追孔孟,以“孟、韩之心为心”,以重振儒学为己任,这也是当时许多儒者的目标。他“素喜孟子”,不仅作孟子注解,还有许多诗文赞扬孟子。其诗集中有孟子一首说:“沉魂浮魄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辽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又奉酬欧阳永叔见赠云:“欲传道义心虽壮,强作文章力巳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以孟子作为千古知己和白己人生的榜样。他早年也极力效仿孟子,为人为文皆是如此,淮南杂说一出,时人便惊之为孟子复出。王安石以孟子为圣人,言“孔孟如日月”,将孟子的地位提得很高,经他提议,宋神宗“於是改法,罢诗赋、贴经、墨义。士各
8、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这是最早把孟子由了节升格为“兼经”,列为学科,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由于他的尊孟,还引起了当时政治上保守派非孟及以后儒者尊孟的争论。正是在这些争论中,使孟子学说越辩越明。10、儒家学者普遍认为儒学经典入门读物,自推论语和孟子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提出“孔子之后,唯孟子知道”,孙复石介、范仲淹等也都对孟子予推崇备至。理学家程颖(hao)、程颐说:“学者须先读论、孟自有穷得论、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其它经,则省力也。”(近思录)_程甚至队为,论语和孟子学好了,其它经也可以不学,可见孟子的地位何其高也。11、宋代文学家苏辙的一大历史贡献是对孟子养气说加以发挥
9、,他说:“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越问豪俟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上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12、南宋理学家朱熹对孟子备加推崇,认为系孔子谪传,甚至公开声明,白孟子后,真孔学便失传了,认为孟子直承孔子的道统。他把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其所作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以后历代王朝钦定的必读经典Q科举考试便以他的解释作为立沦的根据。南宋光宗时期,将孟子列入经部,从而完成了“十三
10、经”的规模,明代正式定名为十三经,孟子书在中国典籍中的地位从此确定。13、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宋高宗对宰臣说:熟读论语、孟子,感觉“真有可喜”。他将孟子论治道的文字写在绢制的屏风上,其亲书的绢屏十扇,其中七扇是孟子上的话,并命内侍宣示群臣。14、对孟子立专庙祭祀、追封爵位是从宋代开始。宋景祜五年(1038年),孔子嫡裔孔道辅守兖州时,存四基山孟子墓前建孟子庙。宋元丰六年(1083年)一月,神宗从吏部尚书曾孝宽所请,封孟子为邹国公。宋元佑元年(1086年)宋哲宗下诏规定,孟子塑像冠服为冕九瓶,衣九章。宋政和五年(III5年),追封孟子弟子乐正克为利国侯,配享孟子庙庭,同年追封孟子弟子公
11、孙丑等十七人为伯爵,分别从祀孟子两尻。元延佑三年(1316年)追封孟子父为郑国公,母为郑国宣献夫人。元至顺元年(1330年)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乾隆三年(1738年)任孟母封号上再加“端范”二字,称“帮国端范宣献夫人”。15、明未大思想家王夫之晚年写了一个小册子,名字叫作俟解,意思是期待读者的理解。在俟解中,王夫之谈到了孔子的思想与孟子的思想的区别。他说:孟子言性,孔子言习。性者天道,习者人道。鲁论二十篇皆言习,故曰:“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所以,人的努力应该重在好的习惯的培养。他引周易说:从小就培养好的习惯,这是圣人治世的基础。16、在清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孟子的尊崇有逾前代。康熙
12、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御制孟子赞说:“哲人即萎,杨墨昌炽。子舆辟之,日仁同义。性善独阐,知言养气。道称尧舜,学屏功利。煌煌七篇,并垂六艺。孔学攸传,禹功作配。“次年,颁御制孟庙碑记,称颂孟子道:“不有孟子,使杨墨滥觞于前,释老推波于后,后之人虽欲千载之下探尼山之遗绪,其孰从而求之?”其文又赞道:”唯子舆氏,距波放淫,以承三圣,以正人心。述舜称尧,私淑孔子。正学修明,百世以俟我读其书、日仁日义,遗泽末湮,闻风可企。岳岳亚圣,岩岩泰山,功迈禹稷,德参孔颜”。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雍正御制孟子庙匾额“守先待后”和孟府匾额“七篇贻矩”。乾隆十年(1748年),乾隆御制四圣赞说:“欲入孔门,
13、非孟何自?孟丁其难,颜丁其易。语默故殊,道无二敛。卓哉亚圣,功在天地。”并为孟庙亚圣殴御制道阐尼山的匾颔,和“尊王言必称尧舜;忧心世同切禹颜”的对联。乾隆还先后五次遣官致祭孟庙,并亲诣孟庙拈香行礼二次。把封建帝王对孟子的尊崇推到极致。17、传说乾隆曾召见纪哓岚,想当面试试这位才子的学问,给他出对联要他来对,乾隆出的上联是:“孟子致为臣而归”,这是孟子.公孙丑上的一句话,纪晓岚早已烂熟于心,所以对得非常迅速,用的也是孟子.公孙丑一篇上的句子:“伯夷非其君不事”。一次乾隆皇帝率群臣登泰山祭祀岱庙,游至“观音阁”,乾隆又出一联请纪晓岚属对:寸土为寺,寺旁言诗,诗云:明日扬帆离古寺。”纪晓岚确实不含糊
14、,应声对道:“两木成林,林卜示禁,禁日:斧斤以时入山林。”这乾隆一联对的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最后一句用孟子现成的语句,贴切自然,甚为难得。18、清浙东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黄宗羲继承发展丁孟子的“性善”学说,他断言:“孟子的性善说足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他存其哲学著作孟子师说中提出“天地间只是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气而生。”“天地之气的本性就是善。”黄宗羲基本上同意孟子人性本善的说法,但是,他又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孟子,而是对孟子的性善说有所改造、有所发展。如果说,孟子的性善说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话,那么,黄宗羲的性善说则牢牢植根于唯物主义的土壤,是唯物主义的性善说。黄宗羲认为,人性本原于人的心,
15、从最终的意义上说,人性本原于物质性的气。因为黄宗羲认为人心是由物质性的气所构成的,所以,黄宗羲从人心出发来谈人“性”,又用物质之气来规定人心,从而保证了他的人性学说的唯物主义性质。关于性情说,黄宗羲认为,人先天具有的仁义礼智的善“性”,必然表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善“情”,而不可能像朱熹所讲的那样,善“性”由于受到外物的诱惑而表现为恶“情”。黄宗羲的这一思想大致是从孟子那里来的,所以,他说:关于性、情一体的思想,孟子已讲得“明白易见”,这就是孟子在公孙丑一文中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意思是说人的恻隐同情之“情”是人的仁“性”的表现,人的荣辱羞恶之“情”是人的义“性”的表现,人的谦恭辞让之“情”是人的礼“性”的表现,人的是是非非之“情”是人的智“性”的表现。黄宗羲得出了一个结论是:人心无不善,人性无不善,人情无不善。这三句话可以看做是黄宗羲人学原理的大纲。黄宗羲宣扬“心、性合一”、“性、情合一”、“性、情皆善”的思想,是对人性的褒扬,足对人的正当的生存欲望的的赞肯,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针对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人性的压抑而喊出的人性解放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