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考察与启示附德国环境刑法中的罪过形式立法及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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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考察与启示【摘要】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理论与法律背景，是诸多因素综合的产物。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具有行政从属性特点，将违反行政法义务作为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运用刑法与行政法共同应对环境犯罪。环境法益被赋予有限独立性，与人类法益共同成为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预防性理念备受青睐，抽象危险犯在德国环境刑法中得到普遍运用，刑法介入提前。德国环境刑事政策对我国的启示是，应摒弃绝对化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兼顾人类法益与环境法益，建立“并行”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同时.，应改变以结果犯为主的立法模式，适当设置危险犯，以有效防止环境犯罪的发生。【关键词】环

2、境犯罪；刑事政策；法益；德国德国是刑事政策理论的发源地，也是较早研究环境犯罪的国家之一，其成熟的刑事政策理论与环境犯罪治理经验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但环境犯罪刑事政策依然较为粗糙、模糊，立法与司法面临障碍，影响环境犯罪的惩治效果。德国环境刑事政策理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其环境刑事政策呈现出何种特点?对我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具有哪些借鉴意义?在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一、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形成背景1 .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社会经济背景从18世纪末开始，德意志经济就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3、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是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资本主义发展基本宣告完成，进而促成了德意志的统一。进入20世纪，德国工业生产大约增加了一倍，整体国民财富从1895年的2000亿马克增加到1913年的3000亿马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经济迅速复苏，截至1958年，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9%,煤钢产量与外汇储备均高居西方国家第二位。与经济奇迹相伴随的是对环境的巨大破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种环境保护运动在联邦德国兴起，政党也不失时机地提出恢复生态平衡的主张，环保意识不断强化，怎样让国家变得更富有、更美好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议题。经过多

4、年的努力，环境保护取得了巨大成功，能源变得更加清洁，污染现象减少，传统工业区鲁尔区的变化成为环保的典型范本。德国环境保护的举动带给世人诸多启发，人们开始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还要看数量背后的质量问题。透过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与繁荣表象分析，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自由主义发展时期与国家干预发展时期。在自由主义阶段，国家职能被尽可能地削减，人们认为社会经济与自然界一样都有各自的规律，只要按照规律发展就能自动实现社会福祉。随着自由主义的过度发展，社会正义偏离了之前的轨道，物质分配两极化明显，甚至出现了群体性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干预逐渐加强，

5、预防性手段被频繁应用，试图将诸多社会危险消弭于无形。国家在危险预防上存在两个转向。其一是预防的时间更早，之前的危险预防只涵括紧迫或己确证的危险，而今国家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犯罪前、疾病前、颠覆行为前的迹象。其二是预防的对象有所调整。以前的危险预防主要针对具体的物，目的是保护人，而新的预防主要针对来自人的风险，目的是保护制度或系统。这种趋势也体现在环境保护方面，德国政府充分开动国家机器，在环境保护方面起到主导作用，主要采取两大措施。第一，德国政府大力发展环保科技，依赖雄厚的科技实力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对生态环境状态实时监控，还建立多种环境教育机构培养环保人才，开展公民环保教育。第二，德

6、国政府利用市场力量，采取“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合作方式开展环境保护。如在莱茵河的治理过程中，德国政府将河两岸的居民和企业成员强制入股，成立股份制管理机构，对所属河段的大坝安全和附近生态环境负责。政府负责常规工程投资，股份管理机构则负责日常维护，使莱茵河重现勃勃生机。2 .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理论背景在德国，刑事政策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刑事古学派、刑事社会学派与现代学派三个阶段,且随着德国社会形势与司法实践不断调整,呈现出传承与发展的态势。作为刑事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巴哈于1800年左右首创“刑事政策”(Krimina1POIitik)一词，认为刑事政策是“对一个国家的刑法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具

7、有约束力的、颁布最符合目的的刑法所应当注意的特殊关系和条件的总括:费尔巴哈把刑事政策定位为刑事立法政策，着重探讨刑事立法与刑罚的关系，认为“立法者智慧(刑事政策)即在于说明，我们应该适用何种刑罚，以及适合的刑罚如何予以执行，始能合乎刑罚之目的，此外并尽可能地促进人类与市民的目的二费尔巴哈刑事政策思想的核心在于心理强制说与罪刑法定主义，认为“市民不能不通过欲求能力而达到其目的，国家对欲求能力使市民实施侵害之事，必须利用在心理上不可能实施的手段。因此，要市民不进行权利侵害，就应限制使不发生那种决心二作为心理强制说的派生产物与实现前提，罪刑法定主义要求罪刑规范必须事先预告公众，使公众意识到犯罪行为必

8、然导致刑罚，这样才能真正抑制犯罪心理，阻止犯罪。李斯特是刑事社会学派代表人物，也是刑事政策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将刑事政策定义为“国家与社会据以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原则的总和”，并提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著名论断。李斯特刑事政策思想的核心在于目的刑论、刑罚个别化与保安处分。首先，李斯特认为，刑罚作为国家对犯罪人科处的不利后果，不单纯在于对犯罪行为的反射性报应，而应赋予其更多意义，故而提出了目的刑论，认为刑罚不是对犯罪的事后报应，其正当化根据在于保护法益与防卫社会。其次，为了使犯罪人不至于再次危害社会，应当教育和改造犯罪人，使其成为守法公民，实现防卫社会的目的。李斯特尤其强调了特别预防

9、的重要性，认为刑罚不仅在于威慑潜在的犯罪人，更应重视预防犯罪人再次犯罪，“刑罚的分量以为了消除犯罪人的危险性，使之重返社会所必需的处理期间为标准，与其说刑罚的目的是威吓、儆戒一般人，不如说是使人自身得到改造，预防犯罪更重要一些:最后，李斯特认为，犯罪是可以预防的，在危害结果发生之前，通过保安处分措施可以有效保护社会，他指出：“在与犯罪作斗争中，刑罚既非唯一的也非最安全的措施,对刑罚的效能必须批判性地进行评估。出于这一原因，除刑罚制度外，还需建立一套保安处分制度J进入现代，德国刑法先后经历了非犯罪化与犯罪化潮流，并最终以扩张刑罚权为主，德国学者普遍将刑事政策理解为“在合目的性的前提下，刑法如何实

10、现其社会保护的学科领域”。如耶塞克认为:“刑事政策探讨的问题是刑法如何制定,以便其能最好地实现其保护社会的任务。它探讨如何描述犯罪构成要件特征以便与犯罪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确定在刑法中适用的制裁措施的作用方式，斟酌允许立法者将刑法延伸到何种程度以便使公民的自由空间不会超过不必要的限制。”罗克辛打通了李斯特时代在刑事政策与刑法之间设定的鸿沟，主张建立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将刑事政策纳入刑法体系，对三阶层的内容依据刑事政策的功能进行了改造，即犯罪构成的实质化、不法的价值化与责任的目的化。正如罗克辛本人指出的,“只有允许刑事政策的价值选择进入刑法体系中去，才是正确之道:“法律上的限制和合乎刑事政策的目

11、的，这二者之间不应该相互冲突，而应该结合到一起，法治国和社会福利国之间其实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性，而应当辩证地统一起来3 .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法律背景自刑事古典学派以来，德国刑事政策理论逐渐成熟，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刑事政策对刑法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受德国刑事政策发展以及社会进化的影响，德国刑法突显出以下两大发展态势。第一，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作为启蒙运动的成果，法治国思想得到广泛认同，由此催生了罪刑法定原则。费尔巴哈尤其强调成文法对司法活动的限制，认为法律具有权威性与神圣性，法官只是法律的“仆人。不可随意解释法律。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逐渐增强,刑法的滞后

12、性与社会生活的矛盾愈加尖锐,人们开始转向实质法治与实质正义。希尔根多夫(HiIgendOrf)教授将这一趋势称为“不精确的法律”，并指出：“许多法律会采用规范的概念或者引入其他不确定的用语，这给法律适用者留下了相当大的裁量空间J“裁量权由此就从民主立法的议会转移到了法院和行政机关身上J刑法规范的概括与法益的抽象，使刑事政策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李斯特鸿沟”逐渐向“罗克辛贯通”转变，以往所排斥的价值判断也被吸收进犯罪论体系中，实现了“构成要件实质化、违法性价值化、罪责目的化二第二，刑法的积极的一般预防被推上前台。在社会防卫理论的影响下，刑法的报应机能逐渐没落，积极的一般

13、预防理论日益盛行。该理论强调法规范的权威性与不容侵犯，认为刑罚的目的就是“法秩序防卫”，通过刑罚的威慑效应，强化公民的规范意识。在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未来的不确定性与人类的有限理性冲突加剧，愈加复杂的社会系统产生了各种新型风险，德国刑事政策的天平随之向社会防卫倾斜。“法律试图以双重的方式来获得与未知性和不可权衡性相对的安全性:一是法益的安全，即为所涉法益提供安全保障;二是法律的安全，即保证法律作为一个决定体系本身的可靠性和可预见性J罗克辛也指出：“刑罚的目的只能是预防性的，亦即只能是为了防止将来的犯罪。由于刑法是一种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机制，它也就只能谋求社会的目标。报应理论并不具

14、有社会正当性，因为在报应理论中，刑罚的科处和刑罚的幅度都跟社会必要性没有关系。”风险社会理论与敌人刑法理论的提出也促成了安全刑法的出现，为了消除焦虑与不安，公众开始容忍国家更深地介入社会生活，刑法成为国家应对风险的利器，与此同时，刑法政治化加剧，甚至出现象征性立法。二、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特点20世纪70年代以后，飞速发展的经济给德国成了巨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环境保护成为国家议题。德国于1980年通过了第18部刑法修改法(反环境犯罪法),这部法律完善了环境犯罪的犯罪构成,扩大了环境刑法的适用范围，统合了零散的环境犯罪附属刑法规定。90年代初，德国启动环境刑法改革，于1994年通过第二

15、部反环境犯罪法，加重了对环境犯罪的处罚力度。1998年，德国刑法典第29章专门设立了“危害环境犯罪”，通过13个条文规定了9个具体的环境罪名，分别是:(1)水污染罪;(2)地污染罪;(3)空气污染罪;(4)招致噪音、震动以及非游离辐射罪;(5)危害环境之废弃物清理罪;(6)不法营运设施罪;(7)未经允许处理核燃料、其他危险物质与物品罪;(8)危害保护区罪;(9)逸漏有毒物质致重大危险罪。德国环境刑法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逐步完善的，且深受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影响，从中可以看出德国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特点。1 .行政从属性通过行政刑法保护环境是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传统。德国是行政刑法的发源地，德

16、国环境刑法属于行政刑法，即只要违反行政法规，即便没有造成法益侵害，依然具有可非难性。德国行政刑法之父郭特希密特(GO1dSChmidt)认为:“行政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福利，其促进手段是行政作为，在此行政作为中同样需要具有强制力的法规，用以确保行政作为之畅行无阻，此即为行政刑法之意旨J如今的德国刑法典将违反行政法义务作为是否构成环境犯罪的重要条件规定了下来，体现了环境行政法规在环境犯罪中的重要地位。在德国刑法典第29章规定的9个具体罪名中，有8个罪名设置了违反行政法的前提，包括“违反行政法义务”“未经许可”“违反禁令”“缺乏必要的许可”“违反法规”等。可以看出，除了直接违反行政管理法规外，无视许可或规定的行为也与罪状相符，即便这些许可或规定并非专门的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例如，根据德国刑法典第328条的规定，未经许可或违反行政法义务，保存、运输、加工或作其他利用，进口或出口核燃料，或者负有运输核燃料义务而不立即运输，或者在工场或技术设施的运转过程中储存、加工或作其他使用的放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