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效力范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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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效力范围一、问题的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22条确立了可以用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公司决议的效力争议，对公司决议效力予以否定。我国通说认为，该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分别建立了公司决议确认无效之诉和公司决议撤销之诉，最高人民法院也认可此种说法，在案由规定中确立了“公司决议纠纷”这一第三级案由，并按照二分法将其划分为“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和“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两种四级案由1。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下称草案），用12个条文对公司决议诉讼的审理对象和审理方式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尤其是第4条和第5

2、条，规定了确认决议不存在之诉和确认未形成有效决议之诉两种诉讼类型，引起了公司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高度关注。201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法释201716号，下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与草案相比，大幅删减了公司决议诉讼的规则，只剩下6个条文，增设的诉讼类型也改变为一种，即确认决议不成立之诉。从比较法的研究看，此次增加的诉讼形态，主要受到了日本公司法与韩国公司法的影响2。然而，当公司决议争议从组织体内部跨入到司法场域后，就已经不再是公司法的家务事，还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的法律规定和基本原理。从程序法的角度看，公司决议诉讼有许多问题都与民事诉讼

3、法学的基本原理息息相关。限于篇幅与作者能力，本文无意对所有公司决议诉讼的程序法问题一一展开，而是试图从民事裁判效力理论出发，重点分析公司决议诉讼的裁判作出后，能否影响当事人或其他主体，以及能否以其他法律依据或新的事实理由再次提起决议诉讼，进而从程序法的角度简要评价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在公司决议效力诉讼部分的得失。二、民事裁判效力理论概述作为一篇从民事诉讼法视角来观察公司法制度的论文，有必要在具体的制度分析之前，先简要介绍作为分析工具的裁判效力理论。民事裁判是民事诉讼最终结果的载体。民事诉讼解决纠纷，保护私权等基本目的都必须通过民事裁判的具体内容来实现。而这些目的的实现又都依赖于民事裁判的法律效

4、力：如果民事裁判的效力形同虚设，则民事诉讼的结果也就仅仅是一纸空文，相关民事诉讼目的也就都会被架空。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从奠基伊始，就对民事裁判效力作出了明确规范。我国传统理论认为，民事裁判的效力主要是指拘束力和确定力，前者是指当事人、法院和社会公众都要受民事裁判的约束，不得违背其内容，后者是指对裁判的变更必须按照再审等法定形式3o传统观点由于符合社会公众对于民事诉讼目的和民事裁判效果的一般理解，在我国学界和民众中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力。时至今日，也有一些教科书坚持在介绍民事裁判效力时，把这种理论体系作为理解判决效力的基本框架4o随着对比较法理论的介绍，传统理论开始面临既判力理论的挑战。既判力（

5、resjudicata）的概念可追溯至罗马法5,对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均有深刻影响。大陆法系的既判力是指不允许对法院裁判再起争执的效力，它强调终审判决一旦确定，该判决针对请求所作出的判断就成为规制双方当事人今后法律关系的规范，当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项再度发生争执时，就不允许当事人提出与此矛盾的主张，法院也不能作出与之相矛盾或抵触的判断6。具体来说，又可以分为对事的效力（客观范围）、对人的效力（主观范围）和时间效力（时间范围）三个维度7。普通法上则主要是用请求排除效力（c1aimprec1usion）来强调生效判决对后诉的排除效力。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图尔特在AIICnV.McCUITy案的判决

6、意见中认为，请求排除效力是指在前诉判决中已经解决或可以解决的事项，禁止通过诉讼再次对其提出请求8。美国法学会的裁判法重述第17节将请求排除效力具体解释为：（1）当前诉原告胜诉时，判决内容合并（merge）其请求；（2）当前诉原告败诉时，判决内容阻却（bar）其就同一请求提起的后续诉讼。具体而言，请求排除效力的发生必须满足下列要件：第一，已有一个生效的前诉判决；第二，前诉判决是由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第三，两次诉讼的当事人相同或具有重要关联（PriVity）；第四，前诉与后诉的请求相同9。关于何谓同一请求，裁判法重述第24节的界定是：在本次交易或者其他与之有关的交易中，原告可以针对同一被告提起的全

7、部权利主张。此种路径是从事实的相同性上来判断请求是否来源于同一交易，进而认为只要是同一交易，所有权利都必须在一次诉讼中提出10。总体上看，普通法在请求排除效力上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标准，因而对后诉的遮断也更大。我国在民事实体法上基本继受了大陆法系的框架体系，加之对实质正义的不断追求，更容易理解大陆法相对保守的既判力理论体系，而较难接受普通法系此种“要么一次说完，要么永远闭嘴”11的界定标准。不难看出，比较法的新理论和新名词与我国传统理论在裁判效力性质上并无本质不同，都强调裁判的约束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传统理论为何能够历久弥新。但是，在具体的效力范围上，我国传统理论的解释力却十分薄弱，未能提

8、供更为细致具体的分析框架。这就导致在一些疑难案例中无法回应现实问题。譬如在一事不再理的争论上，应当如何界定同一件事项的范围？12又如判决后原被告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被告部分履行后，原告又主张原判效力，应当如何处理？13总之，传统理论单纯地强调裁判的确定性，虽然简洁明了，但面对复杂问题时，却因为缺乏有效的分析框架，颇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遗憾。随着我国主流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已经逐渐接受既判力的理论体系，近年来更是开始较为系统地介绍大陆法系既判力的具体范围14,下文将在剖析公司决议诉讼时，运用这种分析框架，从裁判效力范围的三个角度展开讨论。三、对何事生效：裁判效力的客观范围裁判效力的客观范围，是指裁判

9、作出后，对哪些法律关系或实体权利具有约束力。与美国的请求排除规则较宽的效力范围相比，大陆法系国家严格将既判力的客观范围限定在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和判决主文确认的实体法律关系之上。例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1款规定，确定判决限于主文具有既判力，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2条第1款也规定，判决中只有对于以诉或反诉而提起的请求所作出的裁判有确定力。我国民事诉讼法学通说基本赞同此种观点，主张只有裁判主文所确定的法律关系或实体权利方发生既判力，而根据处分原则，判决主文回应的应当只限于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实体法律关系，裁判理由中的判断并不发生既判力15。在公司决议诉讼中，虽然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都是否认

10、公司决议的效力，但事由却是多种多样。公司法22条规定了两种类型，即确认决议无效和撤销决议，而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5条又增加了确认决议不成立之诉。从裁判效力的客观范围的角度看，核心问题是：上述三种诉讼的裁判之间是否发生既判力的遮断效果，提起一种公司决议之诉并被法院驳回后，当事人是否还能以其他事由，再次提起另外的诉讼？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起草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草案中曾经专门用第9条来规定公司决议之诉的裁判效力的客观范围。但也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纠结，所以起草者不仅在最后的定稿中删除了相关条文，而且在草案中也较为反常地规定了两种不同的方案：第一种观点：原告起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

11、事会决议不存在、未形成有效决议、决议无效或者撤销决议，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应当直接作出判决。另一种观点：原告起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存在、未形成有效决议、决议无效或者撤销决议，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依法认定的决议效力情形不一致的，应当告知原告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原告不变更的，应当驳回诉讼请求。第一种方案的实质是将否认决议效力视为当事人根本的诉讼请求，具体的否认事由在所不论，因此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可以超越原告的诉讼请求，直接作出法院认为最符合客观真实和法律适用结果的裁判，可以视为“统一裁判说”16。第二种方案则是将各种否认决议效力的理由视为不同的诉讼请求，

12、因此裁判效力也仅仅及于原告所主张的诉讼请求。一旦法院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不满足，则只能对该请求作出裁判，因而也必然不影响后诉的提起，可以视为“分别裁判说O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大多数法院都坚持分别裁判说，主张确认决议无效之诉与撤销决议之诉彼此独立，诉请所依据的事实基础、两案的审理范围、法律依据并不相同，诉讼标的并不同一，因而构成两个独立的诉讼，可以分别起诉17o这首先是因为，分别裁判说更符合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强调司法中立、被动，当事人对审判对象有处分权的司法改革总体动向，从而在程序正当性上确保了裁判的公正。其次，这样的区分会使得审判范围清晰，法官和当事人在诉讼中都清晰地知晓审判边界，可以促使争点

13、高度集中，确保审判的高效运转。但是，分别裁判说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即可能导致对同一决议的多次诉讼，尤其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确立了新类型的确认之诉后，理论上一份决议可能会经过三次诉讼，这显然不利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对司法资源构成浪费。起草者正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才提出了统裁判说，希望一次性解决公司决议的效力问题。然而，除了违背处分原则、审判边界不清可能导致审判的不公与低效之外，统一裁判说也未必能够实现起草者一次性解决纠纷的目标，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条文仅仅规定了法院有权超越诉讼请求进行裁判，但并未明确超裁判决的既判力范围，也就无法彻底地回答原告是否可以在所有事实不变的前提下，再次提起新诉。如果

14、认为统一裁判说依然坚持既判力客观范围仅仅等于主文，那么只要原告败诉，其就可以以其他事由再次提起新的诉讼，这使得统一裁判说一次性解决纠纷的意义大打折扣；而如果认为统一裁判说其实不允许原告另诉，也即认为判决的既判力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决议否认事项，这会导致一个十分惊人的命题出现：决议效力否认只能以一场诉讼的形式出现，无论是既有的撤销决议、确认决议无效，还是新规定的确认决议不成立，以及草案中细化的决议不存在和决议未形成，其实都是一个诉讼标的，都只能在同一场诉讼中进行，法院对一份公司决议的各种效力争议，只能作出一份判决。或许正是因为对这两种解释方案都不甚满意，起草者才会在草案中将两种方案都和盘托出，等待公

15、众的批评意见。笔者认为，从民事诉讼法学的角度看，要解决公司决议效力否认诉讼判决的既判力客观范围，必须明确这类诉讼的诉讼标的究竟是什么。公司法22条用两款分别规定了确认公司决议无效和撤销公司决议两种诉讼类型。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基本法理，前者属于确认之诉，诉讼标的是待确认的法律关系；后者是形成之诉，诉讼标的是具体的形成诉权18。二者虽然有密切关联，但无论是法律基础，还是具体事由，乃至最后的法律效果，都并不重合。因而无论是审判范围还是裁判效力，都不能直接等量齐观。如果坚持过去第22条的否认之诉二分法传统，二者并不会发生直接的矛盾与冲突。虽然对于具体哪些事由属于确认决议无效，哪些属于撤销决议，尚有争辩的

16、余地19,但在诉讼标的和裁判效力的程序法框架下，二者其实是泾渭分明。尤其是考虑到我国针对决议撤销之诉规定了较短的除斥期间（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更加降低了二者之间重复起诉的可能。然而，当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增加了新的确认之诉后，矛盾陡然爆发。一方面，两种确认之诉的指向对象都是决议是否发生效力，具有同一性；另一方面，两种确认之诉都无时间上的障碍限制，完全可能先后甚至同时提起。虽然公司法学者一直主张借鉴日本法和韩国法的经验，建立三分法的决议效力评价机制，从而符合公司决议形成过程的客观逻辑20,但从诉讼法的角度看，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增加的确认决议不成立的诉讼标的指向依然是公司决议的效力问题，极易引发重复起诉。笔者认为，应当将各类确认之诉视为同一诉讼标的，其裁判效力应当及于彼此，法院在审理其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