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浅析茅盾与沈从文关于风俗叙述的异同6000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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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茅盾与沈从文关于风俗叙述的异同以春蚕与边城为例内容提要春蚕、边城分别是茅盾、沈从文的乡土小说的代表作，本文着眼于这两部小说中关于风俗民情的叙述，对比两类不同的地域文化以及两位作家的创作风格，并简要分析此类叙述在文本中的作用。关键词：春蚕茅盾边城沈从文风俗民情一、引言1二、春蚕中的桐乡风情1（一）乡俗1（二）乡情2（三）乡语2三、边城中的湘西民俗2（一）民俗2（二）民情3（三）民语3四、异同对比4（一）异曲同工之处4（二）独具匠心之处4五、小结5参考文献6浅析茅盾与沈从文风俗叙述的异同以春蚕与边城为例一、引言所谓风俗，指人类某一群体里被普遍接受的一套多少定格化了的行为标准和处事方式。而由于一

2、定地域，一定民族风俗习惯紧密地与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相联系着，因而我们就可以借助风俗这一工具来观察当地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了。在现代文学作品当中，很多时候作品中所展现的风俗习惯能使作品得以充实，得以美化，同时也更加贴近生活。春蚕是茅盾在30年代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是其农村题材小说的代表作。然而过往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大部分都将视点的中心放在政治文化与作品的关系上，揭露当时国民党政府、资本主义工商业、帝国主义等的经济剥削造成农民生活的惨况，而忽略了作家想要表达的另一些重要内容，即最为明显也最容易被忽视其价值的风土人情。而沈从文在1933年创作的边城，一贯凭借其描写的美好自然景色与各式奇特乡土风俗闻名于世，通

3、过这些风俗习惯和自然美景，可以了解湘西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作品中蕴含的作者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因此，研究边城中的乡土风情也是很有价值的。二、春蚕中的桐乡风情（一）乡俗春蚕有着浓郁的乡土味道，这和作者自身的生命体验是分不开的。茅盾出生和成长于桐乡乌镇，桐乡素有“丝绸之府”之称，具有厚重而多彩的蚕桑文化。据光绪桐乡县志云：“男子务耕桑，服商贾；妇人勤纺织，工蚕缀。”桐乡一带几乎家家户户都以养蚕为业，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养蚕风俗。在小说春蚕中，蚕神崇拜的民俗意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蚕农们的言行举止。蚕农们将蚕蚁呼作“乌娘”，当地还流行着“清明削口，看蚕娘娘拍手”的歌谣，妇女们在特殊时期戴蚕花祈祷“蚕花什四分”

4、，这些日常的蚕事活动无不渗透着浓厚的“蚕神崇拜”的民俗观念。在描述糊“蚕箪”时，茅盾写出了一个细节一一老通宝认为去年蚕花不好是因为糊蚕箪用了报纸，所以今年“特地全家少吃一餐饭，省下来钱买糊箪纸来了。四大娘把那鹅黄色坚韧的纸儿糊得很平贴，然后又照品字式糊上三张小小的花纸一一那是跟糊箪纸一块儿买来的，一张印的花色是聚宝盆，另两张都是手执尖角旗的人儿骑在马上，据说是蚕花太子这段“糊蚕箪”的描写生动地写出了蚕农们对蚕事的郑重。对蚕神的崇拜与日常蚕事结合起来，表现出底层民众对于丰收的期待，那些特殊的行为和古老的仪式，实质上是一种朴质而简单的信仰，而蚕农们从焦灼的快乐到绝望的痛苦那种情感的转变，放大了这种

5、信仰的地位，也映衬出了他们的无力感一一除了虔诚的遵照仪式和忐忑的等待，别无他法。这样的叙述方法为蚕事活动注入神秘色彩的同时，也为显示带来的悲剧内涵。（二）乡情如果说“乡情”必须是“有别于其他地域种群文化的、特殊的民族审美情感的表现”，那么春蚕在乡情上给读者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勤朴”，这种“勤朴”里还有着底层被压迫者的源自生存本能的精明和认真。茅盾对于这一乡土性格的观察和把握是细致入微的。春蚕中对“窝种”的详细描写就表现出人们怀着期待的努力。四大娘用体温“窝种”，作者将蚕种喻成婴孩，写出了他们饱含心酸的生活期待。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不懂得，也不能够操纵某些社会机制来获取财产，他们只知道依靠自己加

6、倍的勤劳来改善甚至仅仅是维持自己的生活。茅盾深刻地写出了这种勤朴背后，面对时代变换的大风云，面对上中层对于困难的层层转移，这些底层人民生存的无力。（）乡语最能体现一个地域区别于另一地域的因素莫过于语言，而同一地域中不同的阶层又有着不同的语言风格。茅盾在论大众语一文中指出：“同一个意思，倘用没有血色的普通话来讲，当然没有京腔那么够味，然而倘用方言，我相信一定也和京腔一样风韵十足。”他在春蚕中大量运用方言俚语，并对此进行了注释。如“清明削口，看蚕娘娘拍手”，“削口”是方音，意谓“桑叶抽枝发指”，全句指的是“清明边桑叶开绽则熟年可卜，故蚕妇拍手而喜”；“窝种”即是“揭种”；“乌娘”则指初生的蚕蚁；“

7、杠条”指那些带叶的桑树枝条；“拜利市”指谢神，“三十多九”指三十多个“九里”等等。茅盾大量使用方言俚语不仅仅增强了作品的地方色彩，也大大加强了作品的生活真实感，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乡野蚕事的原生态状貌，很容易让人联想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动态蚕乡民生图。三、边城中的湘西民俗边城之所以有着巨大魅力，跟沈从文在作品中对诗一般的湘西风俗的描写是分不开的。作品的一大特色就是在描写人物，展开主要故事之外，穿插了许多民俗民情的画面，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无序散乱，而实则起到了烘托气氛和环境的作用。既让人开了眼界，又让读者意兴盎然。（一）民俗茶恫虽然是一个地处湘西边界的小城，然而这里有着许许多多美好的风俗习惯，例如，端午

8、节的龙舟争渡、泅水捉鸭；新年舞灯、放鞭炮的民间习俗；表达爱情的走车路、水路。“端午节，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任何人家到了这天必皆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全茶炯人就皆吃了午饭，把饭吃过后，在城里住家的，莫不倒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赛船过后，便是人与鸭的竞赛。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节日的愉快，便放了许多鸭在河中，让会泅水的人下水捉鸭，谁捉到归谁。翠翠和船总顺顺的二儿子傩送的首次相遇就是在端午节赛船过后的捉鸭活动中。新年的舞龙耍狮子，“锣鼓喧闻很热闹”，如落雨的小鞭炮，用长凳绑着的大筒灯火，让边城的百姓十分兴奋。这样的民间习俗既单

9、纯质朴，又淳厚浓烈。边城儿女的婚恋也具有浓郁的湘西地方特色，车是车路，马是马路，青年男子有了心仪的女孩，如果想要家长做主，就请媒人正正经经上门来说，这是车路;若要自己做主，就在有月亮的晚上为女孩唱三年六个月的情歌，这是马路。这样的婚恋风俗的原生态叙述很好地推动了故事的发展。这些都是边城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正是通过这些各式美好而奇特的湘西风俗，我们了解到了边城茶恫的淳朴之风。(二)民情湘西民风民俗的单纯质朴、淳厚浓烈如同一坛原汁原味的陈年佳酿，边城人民生活虽然并不富足，但民风淳朴自然，人的心灵不含一点杂质，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汇充满了真诚。老船夫在碧溪为公家摆渡，“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

10、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仍然塞到那人手心里,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有时还是会有人把钱的，于是老船夫为了心安起见，便用这钱买来茶叶和草烟，茶叶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解渴，而茶叶则慷慨奉赠给需要这东西的过渡人。“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数目弄清楚后，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这种未被文明浸染和扭曲的原始而质朴的民风在都市文明中是难以见到的。此外，沈从文作为一个具有苗族血统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写湘西风俗时，很注意去体察少数民族居民的独特个性，

11、他曾经说过：“湘西的神秘和民族性的特殊大有关系。”苗族是一个勇敢上进、不服输的民族，所以作者选取了具有苗族代表性的赛龙舟来给读者展示。小说中这样写道“几只从对河取齐的船，直向这方面划来，先是四条船皆相去不远，如四枝箭在水面射着，到了一半，已有两只船占先了一些，再过一会子，那两只船中间便又有一只超过了并进的船只面前，看看船到了税局门前时，第二次枪声又响，那船便胜利了。”从这一部分对激烈的龙舟竞赛的描写当中，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苗家人不服输，力争上游，不轻言放弃的精神，这也是边城人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民语沈从文大量使用湘西民间口语方言，采用民歌俗语，使其作品充满了地域色彩，同时这也是他的小说最

12、鲜明的语言策略。邵一飞在论沈从文作品的民间口语叙事模式中提出“沈从文在叙事模式上具有明显的民间口语特征，从形式上看，这些特征主要从口语句式、短语、排比句、从叠词、拟声词和方言词汇等六个方面表现出来。”他认为“沈从文使用民间故事家的口吻讲述故事、描写人物,大量运用湘西民间口语句式来表达思想感情”。张贤平在谈论沈从文作品的语言特色时，则以“朴素美、乡音美、形象美”来总结。沈从文自己也说过，“我的文字风格，假若还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的水上人的语言太多了”，“文字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湘西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聚集了苗族、土家族、侗族、汉族等多个民族。在这个地理位置偏僻，民风朴素的地方，其称谓也带

13、有民族地方色彩。首先体现在对孩子的叫法上，在边城里，所有人都叫天保为“大老”，叫傩送为“二老”，很明显这是按照他们兄弟俩的排行来叫的，老大天保叫大老，老二傩送叫二老，这也是对孩子最普遍的称呼。再者体现给孩子取名用字上，湘西人为人淳朴善良，给孩子取名时往往随意但却寄托着希望，老船夫给孙女取名“翠翠”，表面上看是“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实则希望翠翠能像两山的篁竹那样健康的成长。还表现在对人的尊称上，老船夫在茶恫边城的小溪边勤勤恳恳的守着渡船五十多年，为人有热情大方，因此受人尊敬，无论男女老少，大家都称其为“伯伯二诸如此类的语言运用，让读者

14、自然的生出一种亲切感。四、异同对比（一）异曲同工之处首先，这些关于风俗方面的描写都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桐乡的地方文化启发了茅盾文学创作的灵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也造就了他的艺术个性与艺术风格。湘西是沈从文的故乡，也是他文化精神的载体。他们都以自己所熟悉的地域为创作背景，暂且不说是否有情感的关联性，无法否认的是他们以自身的生命体验为蓝本展开的农村生活面貌的描绘，会让读者有更加深刻的亲切感和真实感。其次，在这些描写当中渗透进了作者自己的情感。在那些真实的风俗景象里，包含了家乡对作者的影响。茅盾的故乡乌镇不仅具有典型的水乡风貌，还具有厚重的文化积淀。那些历史遗存物，打开了茅盾的眼

15、界，使年少的茅盾对故乡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古镇的千年历史文化积淀,故乡崇文厚德、讲求实用的文化氛围与传统，促使了茅盾在成长过程中性格与思想的形成。沈从文所生活的湘西是与平和恰恰相反的混乱，所以当他远离家乡，回望过去时，用纸笔描述出一个独立的“湘西世界”，把美好的事物构建成一座“世外桃源”展现给读者。（二）独具匠心之处抛开两个地域的文化属性的本质差异，茅盾和沈从文在利用风俗叙述来表达主题的方式上不同，是他们在创作上的最大差异。茅盾的小说以“历史一一人物”的模式，在社会的制约中凸显宏大的主题。在他的作品中，一切都在“历史一一人物”的怪圈中动荡这时候，时代、历史已经不仅是外在的时空际遇，而转化为作品中的一个“大角色”，可以说人物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每一次生命的律动，都受制于这个无处不在的“巨人”的作弄。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自1930年起，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国外势力的经济侵略和武装侵略的“双重暴击”使得到短暂发展的中国民族工业受到重创，走向败落，农村经济凋敝，趋于破产；国民政府难有作为，封建地主阶级更是火上浇油，暴敛横征，用残酷的剥削手段让底层人民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再加上“丰收成灾”，农民们几乎难寻出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传达政治意图，茅盾在写人民的困难生活时，并不一味强调绝望的困境，而是在暴露和批判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