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与增之辩证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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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减“与“增”之辩证法减量发展的内涵从本质上来讲,减量发展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理论上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脱钩”概念。国内则可追溯到“十一五”时期提出的“节能减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从不同角度对资源使用量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进行广泛探索,发现了倒U形变化规律。即资源使用量在经济发展之初随经济增长而增长,但在经济发展到某个特定阶段后则随经济增长而下降,首先发生的是相对下降,最终趋向绝对下降。从增量发展到减量发展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增量发展阶段,资源消费增长率大于经济增长率,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消费量呈增长的态势;相对减量发展阶段,虽然
2、资源消费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甚至资源消费增长率为负数,但资源消费总量仍然呈增长态势;绝对减量发展阶段,随着资源消费增长率的大幅下降,虽然经济增长率仍然较高,但资源消费总量开始下降。随着技术进步以及节能减排的推行,国内多数地区已经处于相对减量发展阶段。减量发展是北京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2017年我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6万元,北京达到12.9万元,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算相当于1.9万美元,迈入了后工业化社会。但是,长期以来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城市规模巨大且人居环境退化、城市功能密集且结构失衡、城镇空间庞大且蔓延无序等诸多问题,引发了美好首都生活需要与“大城市病”的社会矛盾,客观上要求减量发展。同时,北
3、京经济发展方式已从资源驱动、规模报酬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因此,通过提高北京的科技能级和产业去低端化,促进北京由相对减量发展阶段进入绝对减量发展阶段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减量发展的目的是实现更好的发展。对于北京而言,减量发展是一种通过控制城市发展边界,优化城市内部资源配置,疏解非首都功能及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来谋求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其本质在于,在尽可能减少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传统粗放的生产要素和一般的自然资源基础上构建新的发展模式。减量发展并不代表不发展或者减缓发展,没有增长的减量只会导致城市的收缩和衰退。减量发展更强调的是包括增长在内的全面发展,是从单一地追求速度和总量转向追求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发
4、展。在减量发展中,质量优先于速度,生态环境、历史文化以及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将同GDP增速并列成为评价发展的关键性指标。减量发展是“减”与“增”的动态均衡。北京减量发展的“减”,是做价值链上有比较优势的高端高效环节,放弃技术含量低、高污染、高能耗的加工组装环节。从价值链看,能源耗费和污染主要集中在加工、组装和围绕生产进行的运输环节。这些产业的制造环节已经实现标准化,比拼的是劳动力成本以及资金的密集程度,北京在这方面正在失去优势。对于缺乏技术门槛的低端环节,不管属于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北京都应放弃,而应着重开拓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环节。北京减量发展的“增”,核心是推动管理和技术升级,用新组织生产
5、方式和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从而提高产品竞争力,提高附加值,最终实现产业升级。因此,减量发展的基础是对存量的降低并予以控制,关键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新空间以及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已有资源利用效率,使之更好地适应北京的功能定位。减量发展是减量的正负效应的权衡,减量发展将会带来一定的就业压力,提高居民生活成本,也有可能带来产业的空心化,关键在于如何扩大减量的正效应,并处理好正负效应的关系。减量发展是城市治理理念的深刻变化。通过功能和结构调整,实现部分非首都功能的减量、核心功能的增量和优化。减量发展的“减”不是目的,重点是通过规模精简、功能减负和空间紧缩精准“减量”,促进北京高质量的发展。有利于
6、缓解北京的资源环境约束。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条件。减量发展通过划定生态和人口红线,疏解高能耗产业和转移部分人口,有效降低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尤其是水资源的消耗,从而解决资源约束的后顾之忧。有利于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北京大城市病的产生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更多的是由于要素在北京的过度集聚以及京津冀的不均衡发展造成的。人口向北京聚集的根本原因是北京就业机会和劳动力的工资收入显著高于周边地区,只有疏解北京部分功能,才能为城市转型升级和生态环境改善争取时间和空间。因此,减量发展规定要素如土地的利用规模上限,限制要素过多地进入市场,有序引导要素转移,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用,逐步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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