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生态城市与生态美学的融合 宜居城市生态环境构筑的美学理念与实践路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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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生态城市与生态美学的融合宜居城市生态环境构筑的美学理念与实践路径随着自然灾害的频发，人们越来越关注城市安全。生态城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安全，要求既能满足城市的发展又不能破坏自然环境，因此建设生态城市成为各国解决城市安全的重点解决方案，构建生态城市成为城市规划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美的需求”不断增加，即要求城市的“生态美”。一方面，生态美学介入生态城市构建具有必然性；另一方面，生态安全下的生态服务功能设施的构建往往与“生态美”相矛盾。因此，需要从微观层面一古代城市协调经验、宏观层面一从整体与局部关系的协调来解决生态安全与生态美学

2、的矛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诗意栖居二构建生态城市是城市规划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生态城市的既有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生态城市基础理论的研究，多与其他专业理论相融合，提出了低碳生态城市、生态宜居城市、生态经济城市等新概念或理论；二是生态城市规划方法的研究，如生态适宜性评价、生态足迹模型等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研究；三是生态城市评价方法的研究，主要是研究生态城市指标体系。无论哪一方面的研究，均说明了生态城市的构建与城市规划密不可分。城市规划的作用既有“控制性”的一面又有“引导性”的一面，“控制性”旨在控制城市不要向某个方向发展，“引导性”则重在引导城市向愿景方向发展。一个好的规划必须兼备“

3、控制性”和“引导性二我国既往的生态城市规划与评价研究多是探讨生态城市构建的“控制性”内容（如生态安全、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方面），很少提及“引导性”内容（如生态环境、生活环境等方面），反映出了对城市中“美”的问题重视不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自我国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后，市场经济对物质需求的供应较为完善，文化需求正随着物质需求的满足而逐步显现。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暂行）中的“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修订稿）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都与“美学”有关。这种关于“美”的文化需求体现在

4、“公众对城市生态园林环境的满意度”和“公众对环境的满意率”中，但都不是明确的指标要求。一方面主要是因为“美学”未在生态城市构建的理论、实践研究中得到重视；另一方面是因为生态城市所探讨的“生态美”与传统概念中的“美”被混淆，对“美”认识的二元对立问题，即“美”是主观还是客观问题未有明确结论，难以将“美”明确列为生态城市的评价指标。在西方，“美”和“科学”的关系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就备受热议，甚至有的研究将“美”和“科学”的重要性相提并论，提出了美较真理更重要，美引导科学发展”等观点。生态城市规划作为科学的一部分，其与美学在西方研究中早有融合。早在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生态城市”之前，美国

5、科学家已于1949年提出“环保美学”的概念，这一概念后来被我国学者称为“生态美学”，因此本文所探讨的“美”是生态城市中的“生态美”，而不是传统定义下的“美”。生态美学的具体内涵一直都是各个学派及不同学者思考和探讨的重点，虽然不同学者对生态美学的表述各异，但都有比较一致的认识：生态美学是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审美关系，追求“诗意栖居”，符合生态规律,强调各种生命之间相互支持和协同进化的美学；生态美学建立在系统整体观的思维范式之上,表现为超越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回到人与自然万物的一体化,同时超越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回到本质与现象未分的状态。本文结合生态美学理论，探讨生态美学介入生

6、态城市构建过程，一方面强调生态美学对生态城市构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探讨实现生态美学与生态城市融合的方法、措施。生态城市与生态美学的关系1、“共通价值”下生态美学介入生态城市构建过程的必然性生态城市和生态美学均以“生态”为理论基础，在价值基础方面是共通的。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而构建生态城市旨在践行此战略，基本价值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根本。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将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生态美学的价值要求来说,生态美学的内涵主要包括三方面:生态美学尊

7、重生命的主体性,其价值立场和理论向度均建立在对生命主体存在的认识之上，以尊重生命的主体存在为基础;生态美学强调生命的关联性，自然界所有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生命体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生命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包含、共生共存是生态美学理论内涵的突出特征；生态美学体现了生命间的和谐，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构建起和谐的审美关系。对于生态文明战略而言，生态城市与生态美学均可认为是有效的实施途径。生态城市的内涵存在“有形”和“无形”两个方面：“有形”指对具体城市空间的规划，“无形”指对城市所蕴含的文化、习俗、艺术等的延续。“有形”是“无形”的载体，“无形”是“有形”的根基，两者对于生态

8、城市构建而言同等重要、相辅相成。基于图底理论，对于“有形”的生态城市空间规划而言，生态城市的图底关系即是地面建筑实体和开放空间虚体的比例关系。生态城市构建需要在空间结构合理的基础上考虑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的协调，构建出惬意的城市空间，即“诗意栖居:在生态城市构建中，“无形”的城市文化、习俗、艺术等是生态美学的精神根源，即“诗意栖居”中“诗意”之根本。我国历史文化悠久，诸多文化、习俗、艺术与历史文化名城、名山、名川、名湖共存，虽然目前对历史文化区域和各类“无形”文化的保护已成为各界共识，但各种文化、习俗、艺术被“笼”进了图书馆、展览馆、剧院，历史文化区域则变成了旅游景区，“无形”的文化与“有形

9、”的城市相割裂。生态美学的理念本就存在于生态城市的各个层面中，使得生态城市具有了“生态美二因此，生态美学介入生态城市的构建过程是必然的，以此才能创造物质与精神和谐共生的“诗意栖居二2、生态城市构建中生态安全与生态美学的矛盾生态城市构建的过程实质上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既要满足城市中人们的各种需求，又不能破坏城市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基本需求分为五个层级，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就生理上的需求（衣食住行）而言，若人们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在正常情况下基本不会出现社会问题。但近年来频发的各种自然灾害引

10、发了人们对城市安全的考虑，“生态安全”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由此产生。生态安全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一种状态。自此，在生态城市中，生态安全跨越了“生理上的需求”，被认为是构建生态城市的最基础条件。在城市总体规划中，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生态适宜性评价就是基于生态安全所进行的工作。生态安全与生态美学在生态城市中应该是统一存在的，生态安全是生态美学存在的基础，即“安全”的才是“美”的。但在现阶段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的快速、无序拓展往往带来生态安全与生态美学的矛盾。两者矛盾往往不存在于表层，即“大原则”上，而是存在于生态安全的构建层面。曾有学者将生态安全分为三个层面一生

11、态风险、生态脆弱性及生态服务功能，一般所说的生态安全仅指生态风险。生态风险是对生态安全危及程度的逆向测度，由自然退化和人工胁迫两个原因造成。但生态安全又不等同于生态风险，因为生态安全还有正向测度，由自然进化和人工建设两部分结果组成，可用生态服务功能来度量。可见，生态安全不仅需要防护，还可以建设，即当生态风险越小、生态服务功能越强时，生态就越安全。现阶段生态美学与生态安全的矛盾往往存在于生态服务功能设施，即生态安全设施的建设上。在微观层面，许多城市在建设生态服务功能设施时没有考虑到生态美学的因素，设施往往被建设成冰冷的构筑物，成为城市无绿色、无人情味的防护“盔甲”。在宏观层面，生态服务功能设施的

12、建设往往缺乏宏观生态风险规避方案的支撑，仅试图以工程措施来减少生态风险。例如，大多城市的防洪仍以钢筋混凝土的堤坝工程为主，曾有部门计划用15m高的堤坝将杭州西湖围起来。假若如此，拥有灿烂历史文化、融入了无数文人墨客情愫的西湖之“美”也不复存在。而这就是西湖生态美学与生态安全的矛盾：一方面，西湖周边杭州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面临着洪水风险；另一方面，若不顾美学需求，只是简单进行生态服务功能设施建设，西湖景观就会被严重破坏。在西方发达国家，渠、河道等小规模的生态服务功能设施多采用生态防渗、生态堤岸等方式进行建设，在大型安全设施（如河流堤坝）的建设中，美学问题也是西方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为了减少生态服

13、务功能设施的建设量,近年来源于英国自然园林理念的“自然美”观点正在逐步被认同、提倡。生态城市与生态美学的协调统一1、古代城市协调生态安全与生态美学矛盾方法的借鉴生态美学最重要的理论原则是生态整体主义原则，它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原则的突破和超越。从哲学角度看，生态美学的哲学出发点就是“本体存在论”,而不是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也就是说，生态美学把主体和环境客体的概念纳入了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中，主体与客体共生共存、相互交融。可见，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同关系是生态美学的根源和基础。从历史观角度看，生态安全与生态美学的矛盾并不是现今社会仅存的，我国古代城市建设亦存在。古代城市规划建设多由文人而为，“天

14、人合一”的思想融合在城市建设中，从而成为古代城市解决生态安全与生态美学问题的有效方法。“天人合一”思想旨在探讨人和自然之间的顺应关系，以“本体存在论”为基础，与当前社会的生态美学、生态城市在人和自然关系处理上不谋而合，对当今生态城市的构建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古代建城选址一方面缺乏发达科学技术、优质的工程地质材料，另一方面多以政治管理需求为出发点，这使得城市往往容易遇到洪涝、地震等安全问题。即便如此，古代城市并不乏生态安全与生态美学良好融合的规划建设策略。在微观建筑层面，地域建筑是适应地域生态环境的产物，如黄土高原窑洞对黄土湿陷性的处理、江南吊脚楼对河道洪水的防范等；在中观城区层面，古代城市多面临

15、内涝问题，其惯用做法是在城内或城外低洼地区取土垫城,使低洼地区成为池塘、河道，随后这些池塘、河道又逐步被改造成城市景观；在宏观城市层面，古代城市面临的最严峻问题多是防洪问题，但当时所建防洪工程均有对城市景观角度的考虑，最终都能与城市景观融为一体，具有生态安全与生态美学的双重价值。例如，古代杭州城傍西湖而建，虽然西湖洪涝问题一直威胁着城区的安全，古人却通过一系列防洪设施，既解决了当时的防洪问题，又构建了西湖名景“苏堤春晓”,其中“堤”是防洪工程的构筑物，是疏浚西湖湖底的泥沙所建；“三潭印月”本是测量水位的标示塔。“苏堤”在后来我国园林设计中演化成一种造景方式，如惠州瘦西湖、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等，

16、皆用此法，完全失去了防洪的功能。基于“天人合一”思想，我国古代城市在面对生态安全问题时，并未将安全与美学完全二元对立，而是在构建生态服务功能设施的同时融入美学因素，进而形成新的城市景观。古代这种协调生态安全与生态美学的方法，对于现今生态城市构建而言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例如，对于钢筋混凝土防洪河堤，一方面可以进行生态改造，可用覆土卵石盖于原河堤上或种植花草，构建滨水公园；另一方面可以从城市整体生态景观特色出发，重塑传统城市名景，打造新的城市景观名片，完善城市总体景观结构。此外，还可以结合传统与现代造景手法，虚实搭配，构建与生态河堤一体化的宜人的城市公共中心、开敞空间等，使生态河堤与其他城市景观融合。2、从整体与局部关系协调生态安全与生态美学的矛盾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用地规模快速扩大，许多城市的发展受到城市安全格局的限制，即无法在一块“不安全”的用地上建设发展。为了寻找发展出路,许多城市考虑加强生态服务功能、构建生态安全设施、规避生态风险，以扩展城市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