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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机遇和挑战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一个复杂且影响广泛的社会经济问题,涉及能源、经济、环境、技术等诸多领域。我国仍处于经济快速发展、能源消费总量上升阶段,且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高”,要在10年内实现碳达峰、再用30年时间实现碳中和面临巨大挑战。为实现这一庄严承诺,本报告认为,实现“双碳”目标首先要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转型问题。须加紧降低高耗能产业比重,着力提升产业能效水平,发展节能环保和绿色低碳产业,稳定经济基本盘。同时,应按“减煤、稳油、增气、加新”的路径持续推进能源转型,逐步降低化石能源消费总量,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动我国工业制造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以更高的能源效率和
2、更清洁的能源,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供应。其次,推动健全“双碳”政策体系。推动“双碳”目标实现,需避免突击冒进和“一刀切”。应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考量,结合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发展实际,合理制定减碳任务,做到产业上有保有压、地区上有先有后。此外,在推动“双碳”背景下的能源转型、节能提效、技术创新等方面,还面临体制机制难点o应注重破除体制性障碍,打通机制性梗阻,推动政策性创新,为加快推动“双碳”进程创造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最后是加强“双碳”国际合作。推动碳中和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内容。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低碳发展是当前国家间分歧较小的领域,也是我国加强国际合
3、作的重要议题;另一方面,要警惕发达国家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打压我国出口企业市场竞争力,避免在西方主导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陷入被动局面。应根据我国实际发展阶段和条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合理争取发展中国家权益。同时,加强核能、新能源等方面国际合作。我国仍处在工业化深化期,实现碳中和目标面临多重挑战蓝皮书指出,实现碳中和目标任重道远,具体而言主要面临以下挑战。(一)产业结构偏重,仍处在工业化深化期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建立在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传统工业体系上,这种以资源、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一经形成
4、即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和惯性。近年来,国内产业持续转型升级,工业增加值占比持续下降,但产业结构整体偏重,工业直接排放占全国总排放量的30%,加上工业使用的电和热,占比高达60%70%。同时,制约国内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因素还较多,制造业等迈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行列仍需时日。此外,5G、大数据中心等新兴服务领域高能耗现象较为突出。目前,全国有15万个数据中心,年耗电量超过1600亿千瓦时,相当于整个上海地区全年的耗电量,且这些数据中心电力供应70%来自煤电。(二)能源结构偏煤,仍处在能源需求增长期我国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85%,在化石能源中,尤以煤炭碳排放占比最高,比石油高3
5、0%,比天然气高70%。我国能源结构以“一煤独大”为主要特征,2019年,煤炭使用占能源消费比重约为58%,其中煤电排放了约40%的二氧化碳。2020年,我国化石能源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的32.5%,超过欧盟和美国之和,在所有工业大国(地区)中占比最高。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最大投资国,然而,2019年我国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仅为15%,低于全球19%的平均水平。据研究机构测算,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时,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需从目前不到16%提升至80%以上,非化石能源发电量需从目前的34%提升至90%左右。可以预计,要达到以上目标必须付出艰苦努力O(三)能源效率偏低,
6、仍处在高耗能发展阶段在加大清洁能源利用的同时,提高能效已成为减少能源部门碳排放的主要方式。据国际能源署数据,在未来20年间,提高能效将削减40%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自2015年以来,世界能效增速开始不断放缓,2018年能效增长幅度仅为1.5%,2019年仅1.6%。中国是世界上能源效率提升幅度最大、能源强度下降最快的经济体,能源强度年均降速超过2%,能源强度下降幅度达86%。然而,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整体仍然较低,能源强度仍居高不下,2019年能源强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是0ECD国家的2.7倍。下一步应积极推动能源综合化、智慧化利用,加强节能提效和新技术新工艺应用,进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7、。(四)绿色低碳关键技术尚待突破实现碳中和目标需持续推动低碳领域基础研究及应用技术研发,重点在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发电、特高压输电、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智能电网、大容量电化学储能、大型储能电站、源网荷侧多类型储能技术、绿色氢能与燃料电池、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领域发力。绿色低碳领域需突破清洁能源供应、新型燃料替代深度脱碳、负碳等三个层面关键技术。然而,我国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科技计划碎片化、科研项目重复化、科研经费分散化等弊端,创新效率整体不高。应发挥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的优势,优化创新研发资源配置,集中攻克与低碳技术深度融合的关键材料设备及核心工艺。(五)市场化体制机制有待完善一是电力市场。当前
8、以“降电价”为主的电力价格体制改革已无法满足“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新要求。需不断完善新能源市场化价格机制,推动新能源消纳成本在发电侧、电网侧和用户侧合理分摊,最终形成“谁受益、谁买单”的市场化长效机制,以利用统一的市场出清价格,保障“平价时代”的新能源能够获得合理收益。二是碳市场。当前我国碳市场配额仍以免费发放为主,市场化价格机制尚未真正形成,流动性明显不足。下一步可借鉴欧盟经验,逐步由免费发放配额过渡到以拍卖为主,碳市场覆盖范围从电力行业逐步扩大到工业、交通等行业,覆盖的温室气体可从二氧化碳逐步扩大到甲烷等其他温室气体,参与主体可从高耗能行业拓展到金融等相关行业。(六)外部环境
9、仍面临诸多挑战当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不同形式提出了碳中和目标。欧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风向标”,自2019年起提出一系列绿色新政,美国拜登政府也欲借新一轮气候外交政策,重返全球气候治理舞台中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张影响深远。在此背景下,我国顺应时代潮流,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愿景。然而,我国在气候治理的外部环境上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是来自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挑战。近期欧盟宣布了气候治理一揽子计划“Fitfor55,并正式公布碳边境关税政策(CBAM)立法提案,拟对来自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国家和地区的铝、钢铁、水泥、肥料等进口商
10、品征税。拜登政府正在推行积极气候能源政策,欲借重返巴黎协定及主办气候峰会契机,重回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舞台中心。同时,美国也在起草计划,拟对未采取积极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征税。若美欧等国和地方联手形成西方国家利益主导下的碳边境税集团,不仅对我国出口造成重大影响,引发与美欧等碳边境税国家新一轮贸易争端,还可能将我国排挤在新一轮全球气候治理规则之外。二是“一带一路”煤电项目正面临国际舆论质疑、投融资受限等多重挑战。随着全球加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共识日益增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及海外煤电投资将经受越来越多的国际舆论压力。当前,来自26个国家的近120家私营和公共金融机构已同意将化石燃料排除在其
11、投资之外;世界银行和日本、韩国等OECD国家开始限制对燃煤发电项目的财政支持,亚投行也公开表示不再为任何火电项目和涉煤项目提供融资。2021年9月21日,主席提出,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将加强清洁能源国际合作的决心。三是我国气候治理国际话语权有待加强。长期以来,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一直掌握着较强的气候话语权。自京都议定书制订发达国家未来减排基准以来,欧盟更是引领着气候变化多边谈判的进程。我国需努力提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在温室气体减排工作中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推动巴黎协定实施。同时,尽快完善国内
12、气候变化立法及碳交易机制,并将相关经验推广到国际气候变化治理规则层面,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中国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面临四项重大机遇蓝皮书指出,中国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面临四项重大机遇。1 .中国特色制度优势和全社会广泛共识,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保障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难以实现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确立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推进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并将应对气候变化全面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制定了明确目标,采取
13、有力度的政策举措和行动,政府较强的执行力和全社会对绿色发展的高度共识,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上形成强大合力。2020年,中国在GDP比200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基准年)增长超过4倍的同时,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8.4%,超额完成了2009年承诺的45%的高线目标,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8亿吨,初步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走上一条符合国情的绿色低碳转型之路。2 .新科技革命和绿色低碳技术变革,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技术支撑当前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正在重塑全球产业生态。信息网络技术与能源技术融合,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化、清洁能源规模
14、化和能源服务智能化,推动能源技术向绿色低碳和智能化方向转型。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水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存储和传输技术的进步,氢能、天然水合物和聚变能等新一代能源技术的发展,促进能源结构从高碳向低碳转变。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可以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0%以上。得益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为我国前所未有地进入国际科技前沿地带提供了机会窗口,特别是在数字智能技术和绿色低碳技术领域走在前列。近年来,我国促进数字智能技术与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融合创新,大力发展智慧能源技术,使其成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15、。3 .我国具有绿色低碳转型的“后发优势”,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更大空间我国传统产业规模庞大,通过技术改造加快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淘汰高耗能高排放的落后产能,发展高技术含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业体系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具有巨大的减排潜力。我国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比重偏高,煤炭消费占比仍高达56.8%,推动化石能源有序退出,加快去煤化进程,促进光伏、太阳能等新能源成为主体能源,积极开发绿色氢能产业,提高终端用能的电气化水平,将形成巨大的节能降碳空间。同时,由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起步较晚,新增的工业产能和城市基础设施需求可以通过发展绿色低碳产能和绿色基础设施来实现,避免传统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带来的“锁定效应”。4 .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连续两年超过100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经济体量大,可以分摊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的初始成本,而且初创企业可以依托国内市场进行孵化,加之拥有规模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