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测算与分析研究报告.docx

《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测算与分析研究报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测算与分析研究报告.docx（13页珍藏版）》请在第一文库网上搜索。

1、中部地区经济高质发展效率测算与分析研究报告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测算与分析研究报告摘要：探究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与目标。本文采用Super-EBM模型测算了中部地区80个地级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效率及其分解值，并且从整体层面、区域层面和省级层面三个角度，深入分析了该区域的高质量发展状况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整体层面，中部地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经济综合效率值偏低，且受规模效率制约呈现下降趋势；区域层面，两区域的综合效率值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大小关系，规模效率下降导致综合效率值整体上呈“走低”趋势；省份层面，不同时期中部六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2、综合效率值差异较大，效率值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山西、江西。因此，从经济要素流动、资源利用效率、生态文明建设和产业结构转型四个方面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关键词：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Super-EBM模型一、引言中部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承东启西，是我国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区域。从经济总量占全国GDP比重来看，中部地区从2003年的19.2%上升到2020年的21.9%；从科技投入与产出上看，2020年中部六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3102.67亿元，技术合同成交额由2003年的117.81亿元上升到2020年的3719.5亿元。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全国

3、中占据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长期以来，中部地区工业发展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导致产品附加值低，科技创新能力难以提升，成为阻碍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推动中部崛起，中共中央于“十四五”开局之年，提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擘画了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可见，测算并分析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对于缩小经济发展差异、推动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学者们通常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埼值法等展开研究。在数据包络分析方面，刘丽冉等(2021)基于2011年2019年省级

4、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个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值；桑倩倩和栗玉香(2021)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采用MalmquistDEA模型测算了我国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代理变量；孙艺璇等(2021)从省级层面出发,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中国30个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在主成分分析方面，彭定赞和朱孟庭(2020)从经济优化、创新驱动、经济协调、绿色生态、民生共享5个维度构建了中国经济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吕承超和崔悦(2020)从省级层面出发，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并进行比较分析。在端值法方面，张玮卓和刘春雄

5、(2021)以黄河流域九省区为研究区域，采用端权-Topsis模型测算了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加；张建伟等(2021)从动力机制、结构优化、系统稳定、绿色发展、福利共享五个维度选取指标体系，运用端值法测算了中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L本文为量化现阶段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2003年2018年中部地区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Super-EBM模型测算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效率及其分解值，从整体、区域和省级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并提出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一)Super-EBM模型EBM(Epsilon-BasedMeasure)模型是Tone等

6、于2010年提出的3,同时考虑了径向与非径向，解决了传统径向模型要求投入要素以同等比例缩减造成与实际情况偏差较大的缺点以及非径向模型会造成效率前沿投影值的原值比例信息丢失等问题。因此，本文将超效率:和EBM模型结合起来，构建Super-EBM模型，对达到有效前沿面的决策单元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纳入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具体公式如下：r= min式中，r为最优效率值；Xik、yk、bpk分别表示中部地区80个地级市的投入、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S、SrSPb-分别表示投入松弛、期望产出松弛和非期望产出松弛；方、修、修表示各项投入指标、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相对重要程度；。是径向条件下的效率值；是

7、Super-EBM模型中代表非径向部分重要程度的核心参数，且OWW1。（二）指标体系构建根据上述模型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的投入指标从资本、劳动、资源和科技四个方面选取。以永续盘存法为基础，以2003年为基期，借鉴单豪杰阿的算法，计算资本存量作为资本投入代理变量；以各地级市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表示劳动力投入；从能源、水资源与土地资源三个方面选取资源投入指标，其中能源投入用各地级市全社会用电量代替，水资源投入用各地级市供水总量代替，土地资源投入用各地级市建成区面积代替；用各地级市政府支出中的科技支出表示科技投入。为更加全面概括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本文从经济、社会、循环效益和环境污染四个方面选取产出指

8、标。经济产出选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产出，为剔除价格影响，以2003年为基期折算成实际值；选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社会产出；用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表示循环效益产出，采用端值法综合而成,以上均为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包括环境污染，采用燧值法将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综合而成。（三）数据来源本文限于数据可得性，中部地区各地级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测算涉及指标数据均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大数据平台，对于个别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补齐。三、测算结果分析（一）整体层面本文基于2003年2018年中部地区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Super-EBM模型测算中部地区

9、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效率及其分解值，以此评价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如图1所示。从整体来看，2003年2018年中部地区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别处于0.570.77、0.820.94、0.620.87区间范围内，可以看出，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效率及其分解值均距离有效前沿面较远，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从分解效率来看，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纯技术效率整体稳定在0.9左右，而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低于纯技术效率，且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说明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以及资源利用水平不是导致综合效率偏低的原因，经济要素的集聚规模偏低才是阻碍了综合效率的提升的主要因素。从变动趋势上来看，

10、研究时段内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限制中部地区综合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偏低以及要素集聚程度不高。具体而言，第一，2003年2005年，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处于平稳期，变化较小，主要是由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农业、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产品附加值较低，不利于高质量发展经济效率的提升；第二，2006年2008年，综合效率先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交替作用影响，呈“U”型波动趋势，2006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政策实施，推动经济要素开始向中部地区集聚，由于政策实施具有滞后性，2006年综合效率仍然处于下降趋势，而2007年2008年政策效果

11、显现，综合效率呈现上升态势；第三，2009年2018年，纯技术效率高于规模效率和综合效率，综合效率受规模效率下降的影响，呈现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受中部崛起政策的影响,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提升，但是由于经济要素集聚程度未能跟上经济发展需求，综合效率提升受限，今后应加快中部地区经济要素集聚步伐，以此推动中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二）区域层面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将中部地区划分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两个区域，对比分析两区域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差异。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和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等省份的部分地级市，中原城市群包括河南省、山西省和安徽省等省份部分地级市。如图2所示，“CRS”代表综合

12、效率，“PTE”代表纯技术效率，“SE”代表规模效oTF1/日9|1刀丁I|J4JTJIMJ、0叭IJ4JT目J勿、口八人值在研究时段内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大小关系。具体而言，2003年2005年，中原城市群的综合效率值大于长江中游城市群，2006年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综合效率值大于中原城市群，2013年2018年，中原城市群的综合效率值大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前期缺乏相关政策指导，经济发展缺乏动力，中部崛起政策出台后，湖北武汉城市圈、湖南长株潭城市群、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综合经济区成立，经济发展有了政策导向和立足点，有利于实现该区域的经

13、济高质量发展；2016年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有助于实现中原城市群科学发展，培育发展新动能,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产业体系分工合作，加强生态环境同治共保，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江中游城市IKRS长江中海城南群PTE长江中游城市群SE中用城市群CRS中纸城市群PTE中原城市舒SE*orl9OZ。3ZOZfozeorl二oz份2W年800r900ZSOCKMMEfooz28765oooos+2袈2两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及其分解值对比趋势从两区域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各自的综合效率的影响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的纯技术效率变动幅度较小，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均低于纯技术效率，从时间变动

14、趋势上看，两区域的综合效率变动趋势与规模效率基本一致，说明规模效率是影响综合效率值提升的主要因素。因此，今后长江中游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应充分发挥城市集群效应，扩大经济规模，吸引经济要素集聚，也应重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各省层面为研究不同时期中部六省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效率差异，将研究时段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为2003年2005年、2006年2010年、2011年2015、2016年2018,如图3（左）所示。从效率均值来看，中部六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效率值差异较大，效率值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山西、江西。具体而言，2003年2005年，安徽省综合效率值最高，这可能是由于安徽省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承接产业转移等，优化产业结构，带动经济发展；“十一五”时期，湖北省效率值最高，这可能是由于这一时期湖北省“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优化产业结构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成效显著；“十二五”时期以及2016年2018年，湖南省综合效率值最高，这归因于湖南省地处长株潭城市群，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深化国内合作，加强了沿江区域的合作，有助于融入沿江产业发展链，加快劳动、资本、原材料等经济要素集聚，从而带动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时间演变趋势来看，如图3（右）所示，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在研究时段内呈现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