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案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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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案件来源: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24-01-0701河南胡阿弟非法经营案2019年5月,胡阿弟通过境外代购人员购买喜保宁用于治疗女儿 先天性癫痫病。购药过程中,胡阿弟结识了与自己有相同需求的患儿 家长,并建立微信群。2019年5月至2021年7月,胡阿弟通过多名境 外人员邮购多个国家和地区生产的氯巴占、喜保宁、雷帕霉素,加价 后向微信群成员销售,共向202名群成员销售药品总金额50.41万余元。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胡阿弟构成非法经营罪,但 考虑到其买卖的药品用于治疗癫痫病患者,社会危害性较小,属于情 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遂判决胡阿弟犯非法经营罪,免予刑
2、事处 罚。专家点评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王政勋这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判决,对于合理、妥当地解释、适用刑法, 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解释刑法时应当把特定术语与刑法文本的整体、案件事实结合起 来,通过解释论循环考察其在上下文语境中、在伴随语境下的具体意 义、动态意义。根据刑法规定,毒品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 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但是,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鸦 片、海洛因等典型毒品不同,这些物品既可以用于医疗活动,也可以 被当作毒品吸食;如果用于医疗活动,这些物品就是药品,如果被吸 毒人员吸食,就成为毒品。本案中的涉案药品系境外处方药品,未经 国家药品管理部门许可不得在国内销售,其中氯巴占
3、是我国管制的二 类精神药品。胡阿弟并不是把氯巴占当作毒品销售、提供给吸毒人员, 而是提供给确实需要该药品的病人,主观上也不具有该故意。因此, 本案中的氯巴占不应解释为毒品,而只能认定为国家禁止在国内销售 的药品。对社会危害性的评价须结合形式和实质。涉案药品虽然数量大, 但确实满足了罕见病患者对特殊药品的需求;医药管理秩序需要维护, 但罕见病患儿用药难的问题也确实需要解决。胡阿弟的行为除违反危 害药品管理制度之外,其他方面的危害程度极其轻微。法律裁判应当 把国法、天理和人情结合起来,认定胡阿弟的行为成立非法经营罪, 同时认定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小、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从而 对其做出免予刑罚的
4、裁决,实现了法律规范和大众期待的结合,实现 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案件速览02小牛资本非法集资案彭铁成立小牛集团后与彭钢等人通过子公司的P2P平台等,以私 募理财产品的形式向131万余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近1026亿元。彭铁、 彭钢等6人明知集团资金缺口巨大、坏账率畸高,仍进行非法集资活 动,所募资金用于还本付息及彭铁个人使用,集资诈骗89.34亿元。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判处彭铁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 处彭钢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100万元;其余24名被告人分获刑 罚。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专家点评对外经济贸易
5、大学法学院教授冯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类案件,一直是我国金 融监管严格防范、刑法严厉打击的对象。但是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 机关、司法机关多年来的监管和审判环境下,依然爆发“小牛资本”这 样持续期间长达近十年、涉案金额逾千亿元的案件,触目惊心、发人 深省。一方面,这一案件警示我们金融监管和金融司法工作任重道远, 非法集资类案件的防范和打击工作需要常抓不懈。尤其是在P2P、网 贷、第三方理财、私募基金、财富管理、投资顾问等面向大众、涉众 性突出的金融产品市场,应当进一步制定、细化或完善相关法律规范 并严格推进相应的执法和司法工作,运用技术手段加强金融执法和司 法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
6、,这一案件也警示我们,除了加强金融市场 的监管和司法外,还应加强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宣传。应当按照“反电信 网络诈骗”的高度和强度,全面加强对社会公众的风险警示和投资教育; 加强对“小牛资本”等典型案件处理的宣传工作,组织传统媒体、自媒 体和专家学者展开充分讨论;在全社会层面形成对高收益金融产品的 警惕心理,抑制金融产品广告的诱导效应,从根源上为金融风险防范 工作塑造有效的保障机制。案件速览03牟林翰虐待罪案2018年8月,牟林翰与陈某确立恋爱关系,二人曾在北京市某学 生公寓及陈某家中、牟林翰家中共同居住。牟林翰因纠结陈某以往性 经历一事心生不满,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辱骂陈某,并表达让陈 某通过
7、“打胎”等方式换取其心理平衡等过激言词。2019年10月9日, 陈某与牟林翰争吵后独自外出,在某公馆房间内服药自杀,后经救治 无效死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判处牟林翰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 同时判决牟林翰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某之母各项经济损失73万 余元。专家点评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王政勋同样是基于实质解释,胡阿弟案限缩了刑法的适用范围,牟林翰 案则对其予以扩张,限缩、扩张的理由都是基于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 这两个案例对于防止机械执法、教条执法,都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家庭是基于婚姻和血缘建立起来的共同生活体。民法典规定的“家 庭关系”包括“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
8、后者指 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兄弟姐妹。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与此有所不同, 如并未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祖孙之间不可能实施虐待行为。所以, 虐待罪中“家庭成员”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刑法文本对此虽然未 予明确,但结合虐待罪的行为方式,“共同生活”的含义不待言而知。民法的目的在于规范民事关系,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只有 基于婚姻关系、较近的血缘关系才能产生扶养、继承等民事权利,因 此民法典规定的家庭关系范围较窄。但是,基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血 缘较为疏远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儿、外甥乃至表侄、堂侄 等在民间也被认为是近亲属,他们可能在一起共同生活;男女之间如 果长期同居(共同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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