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新闻学家戈公振的治学之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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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一一新闻学家戈公振的治学之道学人小传戈公振（18901935年）：名绍发，字春霆，江苏东台 人。民国时期著名报人、新闻学家、中国新闻史学开拓者。著 有中国报学史新闻学等。戈公振一生奉献新闻事业，曾先后在东台日报时报 申报工作，任校对、助理编辑、编辑、总编辑等职；在大 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教授新闻课程。中国新闻史学家方汉奇评 价其为“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全才”。苦学为乐，不慕近功任职时报期间，戈公振回故里探亲，送给侄儿戈宝权 一盒积木，盒盖内用工整的小楷写着：“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 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这不仅是戈公振 对侄儿的勉励，也是其一生

2、坚守的治学信条。戈公振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聪敏好学，对读过的书， 皆能做到默诵。从6岁起，先后就读于家塾、学塾和多所学校, 成绩始终名列前茅。23岁时，碍于经济情况，他将读书机会 让给哥哥，只身前往上海闯荡，经引荐进入有正书局图画部做 学徒，开启“自学”之路。在书局工作期间，他白天上班，夜 间读书，不曾一刻放弃过学习。进入时报工作后，他亦常 到青年会补习英文。其同事朱应鹏回忆说：“在他的抽斗中， 时常可以看见面包和糖果之类，以为他爱吃这些东西，实则他 竟是用以代饭的。他自恨对于外国文字的不足，在工作之余， 每天必须补习英文几小时，他这种精勤刻励的精神，真正可以 佩服的。”之后，戈公振赴欧美

3、、日本、苏联等地参观访问各 国新闻业时，又自学了法语、德语、日语、俄语等，都能达到 可交流的程度。戈公振勤恳刻苦不仅在求学，更贯穿于治学。为了写作 中国报学史，他不仅常驻于徐家汇的图书馆和藏书楼查阅 文献，还广泛求教于蒋光慈等专家学者，并力图“访求旧报” 以考证细节。据其侄戈宝权回忆：“我记得在他的书房（同时 也是他的卧室）里，有四个高大的书架，全放满了有关新闻学 的书籍和收藏着各种稀有的报刊与剪报。”他治学“求真”， 在中国报学史出版后仍继续从事修订工作。无论何时何地, 皆随身携带一本“用深蓝色的丝绸装订成”的书稿，即时勘误、 补充新材料。如访英期间，他看到“曩日遍访而未得之定期出 版物多种

4、”后，即写英京读书记以作为“外报”部分的补 正。戈公振在申报资料部工作期间，文卷繁杂且不受重视, 他却自得其乐，“有功无功在人，肯劳不肯劳在我，只要我肯 劳，就不管有功无功了”。话语间尽显其苦学为乐、不慕近功 之精神。长于思考，敢于拓荒自1916年正式踏足新闻业，戈公振驻足其间二十载，不 仅作为一名全能型新闻工作者，更是一位优秀学者。一方面，戈公振开创性将欧美“新闻学”译作“报学”， 并确立了 “报学史”研究是一门学问。其所著中国报学史 全面而系统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被誉为中国新闻史 研究的奠基之作，对后世影响深远。另一方面，锚定了中国新 闻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式。对于何为报学史，戈公振提

5、出：“所 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 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明确了报学史的研究路 径、研究对象与考察范围。戈公振还将治史传统与新闻学相结合，”力求以史料勾勒 一事一物的原貌”，考证搜集大量一手资料，为后世研究者打 下基础。成书后的中国报学史，附载图片达150余幅，既 有“殷之刻骨”“周之刻金”，也有宫门钞京报等材 料。戈公振还借外文著作广泛了解世界新闻业与新闻学研究， 该书报纸之定义一节，字数不过万字却参考英文、法文、 德文等书目10余种，前瞻性地为“中国的问题”提供了 “世 界眼光”。此外，戈公振任职于报社期间，不仅从事采编等业务工作, 还在大夏大学

6、、复旦大学讲授报学史课程、组织报学社和讲习 班，更专门赴欧美、日本各国实地考察新闻业，力求将学术研 究与业务工作、教学相结合，以互相促进。为报国而治学戈公振生活的时代，可谓近代中国史上的“多事之秋”， 社会动荡与矛盾林立。在这样的时局下，“为报国而治学”无 疑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坚定选择。戈公振的治学思想与实 践也呈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在多年新闻实践中，戈公振意识到当时我国新闻界人才短 缺、职业意识淡薄，急需开展研究工作以规范新闻业。在其第 一本译著新闻学撮要中，他就将“治书”与我国新闻界之 良性发展相连。他认为新闻学与社会各学问都有关联，记者当 把事实与学问、读书与做事结合起来，不可偏

7、废。他在书中写 道：“万一多少有贡献于中国新闻界，那就是编者的莫大希 望。”中国报学史则进一步揭露了外报侵华活动，谴责了封 建军阀对报业的压制政策，赞扬了一批革命进步报刊，鲜明展 现出他的爱国主义立场。如对于一些反动的在华外报，他揭露 其“为侵略鼓噪”的本质：”及经几度战事，窘象毕露，言论 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淆乱听闻，无恶不作矣。”对于日办 报纸的罪行，他更是直言：“斯可忍，孰不可忍！附述于此， 以当国人棒喝。”他对民国以来报纸革命精神衰退、耽溺商娱 的状况深感忧虑，称报纸“渐失指导舆论之精神”。他还将报 纸视作“人类维持生命之血”，主张报纸应代表民意；报人则 应“对于公众及国家负责任”，

8、讲求国家利益和团体意识高于 个人利益。在中国报学史的自序中，戈公振更是直言其治 书之目的：“念光复之艰难，像栋析檀崩之惧，操笔前驱，吾 报界实责无旁贷。”寥寥数句，其爱国报国之心，可见一斑。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战争后，戈公振的思想进一步转变，他 不仅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无 论是任职中国著作家抗日会、筹备抗日舆论报刊还是赴东北、 苏联考察，戈公振始终秉持“只有尽国民一份子责任，从自己 奋斗起”的爱国信念。1935年，他应邹韬奋之邀回国筹办 生活日报，因旅途劳顿和疾病缠身，于该年11月不治身 亡。弥留之际，戈公振说道：“在俄国有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回 来，但是国事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 略者的工作。”“我是中国人”这五个字也成为戈公振去世前 的最终回响。诚如方汉奇所言：”他只活了 45年，他的一生是短暂的, 但却是光辉夺目十分辉煌的。”踏足新闻事业的二十载间，戈 公振集名记者、学者于一身，其勤学不辍、严谨求真、一心报 国的治学态度也留给后世启迪。作者：邓绍根强若琳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