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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舆论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舆论学理论研究通过对舆论学的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对舆论学的性质、功能、结构体系、基本范畴、核心概念等进行分析,对舆论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对舆论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进行梳理,从而对舆论学的学科定位、学科建设、发展战略以及实践指导等诸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的原因,我国的舆论学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舆论学的理论知识及其相配套的范畴和概念系统需要科学化和严谨化,舆论学的学科视域和核心议题在原有的基础上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一、中国当代舆论学理论研究存在问题探析每个研究领域都有其自身所必须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只能通过理论研究来解决。一
2、般来说,舆论学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三大板块。其中,应用研究主要研究舆论管理、舆论监督、舆论引导、民意调查、舆情跟踪监测等实践工作的原则、方法和技巧等;历史研究的对象包括重大舆论事件产生、发展和衰变的过程,国际国内舆论管理的制度变迁,舆论学研究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等;理论研究所要解决的则是事关舆论和舆论学研究的基本原理、基础概念和一般规律的问题,它是舆论学的灵魂和核心,是应用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灵魂和指南。舆论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加以体认。本体论方面,主要涉及舆论学的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问题。它需要解决舆论学的学科身份与学科定位问题,需要清楚地阐明舆论学
3、的学科性质,界定自己的学科范围,同时还要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新概念、新观点进行甄别、筛选和提炼,积淀出支撑本学科的核心范畴和概念。认识论方面,主要涉及舆论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它需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形成本学科清晰的研究对象和相对稳定的研究议题。方法论方面,主要涉及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的适配性和有效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舆论研究曾长期处于停顿状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才逐步有文章发表。近四十年来,我国舆论学研究进入一个快速恢复和发展期,舆论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探索都取得了不少进展。1988年,差不多同时出版了两本舆论学方面的专著,一本是杨张乔的声张自我的艺术一一舆论社会学,另一本是刘建
4、明的基础舆论学。如果说前者的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对研究舆论重塑公民自我意识和建设民主化社会的价值,后者的贡献则主要表现在对中国特色舆论学理论体系进行建构的努力,这是我国舆论研究在新时期恢复活力的标志。自此以后,我国出版的与舆论相关的研究专著数以百计,发表的相关论文数以几万计,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学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大致由舆论本体(本质特征、结构要素、类型区分、社会功能)、舆论运动(产生、形成、发展、演化的形态及规律)、影响因素(政治、社会、心理、媒介、技术等)、舆论控制与应用(舆论监督、舆论引导等)、舆论调查与测量、舆论史研究等几大部分构成。研究者在上述诸领域的知识生产或实践运作中,都
5、取得了不少成果。与此同时亦不难发现,我国当代舆论学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梳理已出版的专著可以发现,概论性和对策性的研究占了主导地位;数量庞大的论文,更是以应用对策性的居多。缺乏深入的理论探索,是多年来我国舆论研究明显的不足之处。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稍加分析。首先,研究视域比较单一,舆论学作为多学科交叉融合之研究领域的特色体现得不够充分。从学科身份与学科性质的背景来说,政治学是国外舆论研究的主要依托学科;此外,传播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公共政策学、行政管理学、医学卫生保健、国际关系、图书情报、计算机科学等专业领域也都在开展舆论研究,在学科结构上体现出显著的跨学科特征。我国的舆论研究虽
6、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特征,但这一特征并不明显。据一项实证研究,从1994到2022年这十年间,以“舆论”为题名关键词发表在CSSCI期刊上的论文,按所属学科分类,新闻学、传播学和编辑出版学共占总体的68%,政治学占9%,历史学和法学分别占5%,行政管理学占3%,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文学和艺术学各占2虹1可见我国的舆论研究主要是依托于新闻传播学科展开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视域相对比较缺乏。更重要的是,各学科之间以相互征引文献资料居多,真正的协同研究很少。这种状况亟待改变,因为它不利于舆论学研究本质上所要求的跨学科交叉渗透,不利于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多元化研
7、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舆论学研究解决的是舆论的形成、兴衰与作用等一系列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复杂社会现象,这就必然要求不同学科背景的舆论研究者广泛地开展交流合作,通过学科互动促进理论创新,从而在问题发现、研究途径、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新的开拓。其次,研究导向偏重应用性,真正有学理深度的议题建构和问题开掘远远不够。陈力丹教授指出:“我国舆论学理论的研究目前只有不多的人在做,多数人专注于眼下的各种实用性的舆论调查,而对什么是舆论(特别是对舆论数量的把握),如何在面对舆论、舆情之时划清马克思主义舆论观和法西斯主义舆论观的界限,认识不清。” 2理论研究的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基础理论研究层次,对学科概念系统
8、的讨论不够充分,特别是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的“概念化”工作做得不到位,距达成必要的共识还有较大距离;另一方面,在理论与实践连接层次,对策性思维占主流地位,缺乏必要的理论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早期的舆论研究大多停留在图解政策或对政策的应然式、期许式解读上;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议题选项逐步多元化起来,开始广泛涉及“舆论学基础理论、舆论场、舆论生成机制、舆论领袖、突发公共事件与舆论危机、谣言传播机制与治理、舆论监督、舆论引导、舆论调查与舆情研究方法、舆论与司法问题等“。3但从另一侧面来看,如何从这些选项中提炼出相对稳定的研究议题,凝聚成真正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并且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总结,恐怕还要
9、打一个较大的问号。根据一项对1985-2022年这三十年间舆论研究所做的定量统计,其中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占总数的21.75%,发表于CSSCI期刊的占7.4%,发表于其他更高层级期刊的占1.95%,其余则发表于普通期刊。4 一般来说,发表于CSSCI期刊以及更高层级期刊上的论文往往学术性更强,而其他论文多以应用性和对策性为多。前面提到的那项实证研究通过对“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呈现亦表明,在词频上位列前五位的分别是“舆论监督”“舆论引导” “舆论导向” “新闻舆论监督”和“网络舆论”,大多对应于中国特色的对策性研究。从这些侧面都可以管窥我国当代舆论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和侧重点所在。再次,由简单沿
10、用以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为主的思辨方法到初步形成了 一套定性分析与定量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系统,但在方法运用的适配性和新方法应用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与其他学科的研究一样,舆论学研究也必须遵循一定的方法论原则和采用有效的研究方法。为回答“如何进行舆论学研究”这一重要问题,舆论学基础理论研究不仅要研究方法论原则(如求实原则、历史主义原则、整体性原则、科学与人文相结合原则等)及其相互关系,而且要检讨进行舆论研究的各种方法一一文献研究、内容分析、话语分析、比较研究、个案研究、历史与逻辑分析、数据挖掘、社会网络分析、复杂网络分析、其他方法(如口述、实地考察、模拟实验等),探索在舆论学研究方法论指导下有
11、效进行舆论研究的各种具体方法的效率和效果。从整体上说,我国的舆论学研究在方法论的探讨方面也显得不够,研究方法的改进、方法的多元化以及方法论层次的提炼都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从根本上说,舆论学理论体系并非人为的先验的设定,而是在长期的舆论研究实践基础上逐步进行抽象概括与科学总结的结果。从中外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在李普曼的公众舆论面世之前,来自不同领域的许多哲人和思想家都曾对舆论发表过见解,舆论研究实质上成为一个多学科交融的讨论场域;而公众舆论从政治、社会心理、新闻传播等诸多视角对舆论的阐释,可谓舆论研究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典范。中国当代舆论学研究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更需要多从学科交叉融合的视域出发,
12、不断深化已有理论观点的探讨,加强新的理论议题的开掘,从整体上提高舆论研究的理论水平。二、本体论深化:原理的科学性与概念的严谨性舆论研究如果要称“学”,就需要有自己的本体论,即一套关于舆论和舆论运行的体系化了的知识系统。这套知识系统由一些反映一般规律的原理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所构成。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为表述舆论以及舆论运行的话语厘定所指称对象的内涵和外延;而那些被总结出来的舆论学原理,则需要反映出舆论发生和运行过程中的某些普遍的、必然的、内在的关系,对舆论现象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一个学科的知识系统,主要是呈现这门学科自身的知识结构,同时可以帮助想掌握这门学科知识的人形成一种与之相配匹
13、的认知结构。如果构成一门学科知识结构的范畴和概念处于散乱、互不相联甚至互相冲突的状态,那么,接受者对它的认知就会发生困难,也就很难形成同化这种新知识的认知结构。塑造学习者能够同化一种新知识的认知结构,是一门学科易于为人接受并产生社会影响的根本途径。这项工作主要依赖于学科本体论,也即它的知识系统的逻辑严密和条理清晰。而要达到这样的结果,既需要一些经过检验且得到公认的基本原理做支撑,又需要一系列定义严谨、层次与结构关系清晰的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相匹配。多年来,我国舆论研究在原理运用方面主要是借鉴了西方的一些理论学说,包括:虚拟环境论、刻板印象论、议程设置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公共领域理论等。中国学者在
14、理论建构方面取得的成果实在有限。这其中,刘建明教授可谓有意识进行理论建构的一个代表。例如,他提出舆论运行具有“波动律”,即:舆论在传播过程中会呈现出由中心向外扩展的波浪式状态;舆论波实质是“民心波”;波浪运动是一切事物发展运动的共性,对于舆论来说“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舆论在各地出现的时间强度不一样,从整个空间上看,就具有波浪式的传播态势”;“舆论波包括意见波和行为波两种,表现为集合意识高涨的不同程度和方式“。5他对“舆论波”的内涵、实质、形态和结构都有所论述,重在说明舆论在空间流布和公众心理上的变化状态,因为这些观点建立在哲学和自然科学关于事物运动一般规律的基础之上,已经超出了一般现象概括的层
15、次,因而具备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可惜的是,这一观念中某些颇具理论生长点的地方,如“舆论波”的内在结构等,并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展开。这一个案可以说是我国舆论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个缩影。诚如张涛甫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当代舆论学“能够回应当下新传播生态下的社会舆论形态演变的理论储备严重不足,它并不缺乏各种描述性的概念,缺的是实践规则与研究范式,这是舆论学研究理论困境的核心所在“。6近年来,部分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表现出可贵的理论自觉,他们结合中国情境试图从实际发生的舆论个案中抽象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解释范式,若这类研究有了相当量的积累,便可以期待未来在理论上质的突破。当然,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目前的舆论研究仍未摆脱在理论上过度依赖西方的局面,发展出自己有影响力的本土理论,可谓中国舆论研究者的首要使命。舆论学本体论的另一个支撑点是其基本范畴和核心概念。关于范畴和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解释:范畴是指“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人类理性思维的逻辑形式。各门具体科学都有自己的范畴体系任何范畴都是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