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英大学参与补偿性招生政策的经验及其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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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精英大学参与补偿性招生政策的经验及其启示一、问题的提出美国的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是在20世纪席卷该国的平权运动推动下，由联邦政府调控，旨在促进种族和性别平等的带有强制性的政策措施。1965年9月约翰逊总统签署第11246号行政令，肯定性行动计划从强调机会平等转向对少数族裔的优待或补偿。肯定性行动计划作为一项社会公共政策以推动社会公平为核心目标，在高等教育领域执行肯定性行动计划，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在招生时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补偿性优待。众所周知，生源质量是教育质量的决定性因素，那么精英大学执行补偿性招生政策是否会降低其教育质量？当前，公平已被普遍

2、接受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准则,如何处理质量与公平的关系也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2022年，我国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通知，要求增加贫困地区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随着专项计划的实施，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开始逐年提高。目前国内关于专项计划的研究主要是对这一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有效性和时效性展开讨论1,少有基于大学立场的研究。由于美国精英大学最早开始制度化地对处于社会不利境地的群体实施补偿性招生，因此，整理和分析美国精英大学参与肯定性行动计划的经验，对我国重点大学更好地执行农村和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美

3、国精英大学是高等教育补偿政策的探索者和倡导者肯定性行动计划成为一项美国社会公共政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几十年的酝酿、讨论，至今仍有诸多争议。2美国精英大学始终积极参与相关公共事务的讨论，主动开展实践探索，直接影响了该国高等教育领域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进程。首先，大学杰出领导人自主率先发起并公开倡导招生平等。在美国平权运动全面爆发一百年前，1869年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C.W Eliot）在其就职典礼上就阐明了有教无类的招生愿望，“我们既欢迎最富裕的学生，也欢迎最贫穷的学生。只要在贫穷和财富之外,他们还有其他，例如，能力、上进心和正直的品质” 3。埃利奥特不仅在哈佛大学采取了取消将公立高中

4、毕业生拦在外面的希腊语和拉丁文入学考试（1886年）、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等具体措施4,还公开发表了民主社会中教育的功能（1897年）等文章，向公众宣传他的平等主义教育思想。1933到1955年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J. B. Conant)也是一位杰出的大学领导人，在他任职大学校长期间,美国私立精英大学的经费主要依赖学费和私人捐赠，能负担昂贵学费、生活费的上层社会子弟只要符合最基本的招生要求就是各私立精英大学的首要招生目标5,尽管如此，科南特仍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他的进步教育思想，即由能力而非出身来决定教育进阶6o在埃利奥特、科南特等杰出大学领导人的倡导下，“才能”逐渐取代“绅士品

5、格”成为招生录取的首要标准，这为精英大学参与肯定性行动计划提供了思想、舆论和行动准备。以埃利奥特为代表的大学杰出领导人倡导招生平等，除了有促进社会平等的考虑以外，更重要的是对本校教育质量的追求，“我想大学要对所有人一一包括那些有钱、有一些钱的或者没有钱的人一一平等开放，在我看来，他们才是哈佛大学的生命力所在” 7。其次，美国精英大学主动回应社会变革，发起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性招生。20世纪60年代，美国暴发了激烈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在各个校园蓬勃发展，精英大学也纷纷回应这一时代变革。时任耶鲁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小克拉克(R.LClark Jr.)提出，要“培养智慧且多元化学生群体”，“在看申请者分数

6、的时候，需要考虑他的背景、生活环境、家庭生活以及高中学校，来自贫困地区的孩子很有可能在一些客观题的考试中不占优势”。81966年，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委员会主任杜翰(E A. Dunham)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大学在评估弱势学生的入学申请时应当有特别的考量。大学理事会对自己的考评体系历来都为美国中产阶级学生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引以为傲，现在我们意识到这个考试的本质却可能阻碍将教育机会惠及弱势群体。像对普通申请者一样，以学业成绩来衡量这些学生变得更为困难” 9。出身和单纯的学业成绩逐渐不再是申请精英大学的必要条件，精英大学公开声称负有促进社会流动的责任，并开始将多元化视作宝贵的教育资源。最后，大学探

7、索个性化的肯定性行动执行策略，同时也推动了自身的组织变革。耶鲁大学在1964年史无前例地聘用了 一名黑人招生职员；1968年起哈佛大学规定招生办公室一定要有黑人代表；同年，耶鲁大学黑人学生联合会(BSU)这个最初只有14个成员的学生组织与学校高层会商，获得了代表学校去少数族裔社区招生的资格，经过他们的努力，学校黑人申请者的数量当年就飙升到163人，占所有常青藤大学黑人申请者总数的34%,其中注册入学的非洲裔美国学生有43人，占该校当年全体新生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4%。10哈佛大学早期对弱势群体学生在经济上实行“需求无视”政策，不考虑申请者是否需要经济资助，只考虑学生发展潜力。学校在1965年启动

8、了由泰克尼克基金会出资的“冒险基金”，把符合招生条件且家庭经济相对贫困的学生（主要是黑人学生）送到精英高中读一年预科。11这些精英大学针对弱势群体的个性化招生措施，不仅改变了本校学生群体的构成，也对自身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很多毕业生在政治、经济、学术部门的地位显赫，美国精英大学招生录取规则的任何改革都会引起全社会的激烈争论，影响深远。过去一百多年来，美国精英大学主动发起的一系列平权改革虽然主要是基于自身发展立场提出并实施的，但这些招生改革措施及相关理论阐释经广泛的社会讨论后，相当一部分被社会接受，成为政府推行的肯定性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当然，这一过程充满了争议和博弈。三、

9、肯定性行动计划在多方博弈中不断调整在招生时对弱势群体实施优待必然减损其他群体的利益，因此招生改革过程充满了多方利益的博弈。”新生名额的分配是一项稀缺资源分配的过程，其本身充满政治性，必须调和各利益群体（像运动员主管部门、各学院）以及外部团体（例如校友会、重要的生源学校以及少数民族群体）的需要一一他们都想分一杯羹。” 12因此，美国精英大学在执行肯定性行动计划时总是根据博弈情况不断地调整优待对象及优待方式。1 .关于校友子弟招录优先权的论争推动了多元化招生观念变革由于校友捐赠是学校经费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美国私立精英大学在招生时有给予校友子弟特殊优待的传统。如1939年耶鲁大学新生中校友子弟

10、所占比例达到惊人的31. 4%。13随着对犹太裔、非洲裔等传统弱势群体学生给予优待举措的施行，校友子弟的优先权益受到冲击，学校与校友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张。如1969T970年耶鲁大学的捐赠资金从逾5. 21亿美元猛跌至不到4. 2亿美元。14财务困难一度使校长小布鲁斯特(K. Brewster Jr.)认为，如果危机继续下去，“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我们为基于禀赋，而不是财富、种族或遗产选拔人才所作的努力。15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友的“反叛”从1969年一直持续到1985年。16经过多年的博弈，大学与校友组织达成了妥协，特别是随着大学对校友的经济依赖逐渐减弱，校友子弟受到招生优待的主要原因也从经济

11、转向了文化，即校友子弟被认为具有更多本校所独有并希望继续传承下去的品格、能力、个性。至此，校友与少数族裔子弟都被认为是宝贵的教育资源而受到招生优待。2 . “反向歧视”诉辩使大学招生自主权及补偿性招生取向进一步明确1971年，德夫尼斯(M Defunis)起诉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为了向成绩不如他的少数族裔学生倾斜，拒绝了他的入学申请。这一案件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进而将关于反向歧视的论争引入高等教育领域。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数十个非当事人组织向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支持华盛顿大学的意见陈述。哈佛大学的律师声言：“哈佛大学在本科教育上的丰富经验表明，学术机构为了优化全体学生的教育经历，可以对有不同文化、

12、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合格候选人作出有意识的选择,如果这种自主决定权被强制法令所取代，将给高等教育带来各种危害。” 17 1974年2月24日，联邦最高法院召开会议就德夫尼斯案进行口头辩论，希望对美国教育机会分配以及大学设立录取标准的自由度进行裁决，结果多数法官拒绝对此案作出裁决，联邦最高法院因而宣布搁置案件。1973和1974年，白人男学生巴克(A. Bakke)两次申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被拒，同时他发现该校在执行肯定性行动中招收了学业成绩不如他的少数族裔学生，他因此向州最高法院起诉加州大学违宪。关于巴克案的讨论不仅涉及反向歧视与大学招生自主权，还涉及在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的合法性问题。该案经

13、过几年广泛而激烈的论争，1978年6月州最高法院判巴克胜诉，命令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录取巴克。大法官鲍威尔在裁决意见书中对当时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大加赞誉：哈佛大学不是直接按种族实行配额制，而是使用有足够弹性的标准，只把种族身份作为众多考虑因素中的一个以保证生源的多样性。18此后，哈佛大学的录取政策在法律体系中得到认可并被广泛推荐。与高等教育领域肯定性行动计划相关的歧视与反向歧视争议一直存在，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精英大学积极参与相关公共事务的讨论，这些论争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领域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3 .弱势群体发生分化，阶层多元化逐渐为肯定性行动计划所重点关注20世纪60年代早期，哈佛大

14、学平权行动关照的对象是阶层和种族都处于弱势的群体。如1961年哈佛大学招收的非洲裔美国人中90%都有奖学金（同期本科生获得奖学金的总体比例只有25%）, 1965年该校几乎一半的黑人新生来自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家庭（美国收入最低的30%家庭），1969年该校约40%的非洲裔美国新生来自下层阶级。19到了 1973年，哈佛大学招收的黑人学生中大约75%-80%都不是来自下层阶级，因为招生办公室认为出身富裕家庭的黑人学生比出身工人或贫困家庭的黑人学生更能尽快适应白人占多数的校园。20肯定性行动为非洲裔美国人接受精英教育提供了特殊照顾，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精英，历史性地促进了社会融合，但精英大

15、学在招收低收入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学生方面的境况却一直没有改善。2022年，耶鲁大学新生中仅有8%的人的父母没有上过大学。212022年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L. H. Summers）在为阶层平权法呼吁时亦指出，“在最顶尖的名牌高校中，只有3%的学生来自收入水平最低的1/4家庭，只有10%的学生来自年收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家庭22。哈佛大学长期执行“需求无视”政策，在招生时不考虑学生支付学费的能力。即使如此，哈佛大学2022级新生中仍有46%的来自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富裕家庭，家庭年收入低于8万美元的学生占比不到5%。23由此可见，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精英大学学生构成的族裔多元化得到了显著改善，但阶层多元化至今仍没有得以很好的改进。4 .公立精英大学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校正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反向歧视和阶层分化问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越来越多的公立大学开始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替代方案百分比计划(Top Percent P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