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成长：古代文学研究应具备的几种意识之“文献意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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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成长文献意识】廖可斌：古代文学研究应具备的几种意识之“文献意识”文献意识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的路向之一就是文献学的路向，即全面地收集资料，或者发现新的材料，然后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发现某个问题，或抓住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我去南开大学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当时老先生们就提出古典文献学和古代文学研究相结合的路子，这是非常正确的。古代文学研究要想真正做得好，必须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之上收集大量的资料，立足于完整的资料或新发现的材料，这种研究比较可靠，也比较有价值。现在一些搞文献的学者在收集文献上有其长处，能够慢慢摸出很多材料来。但是他们有时缺乏对学术史的了解与把握，理论功底不足

2、，缺乏敏锐的问题意识，不能敏锐地意识到材料中包含什么问题，这个问题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又与哪些问题相关，在相关学术领域居于什么位置，不能判断这个问题有何意义，意义是大还是小，重要性如何。因而不能充分利用材料，挖掘材料中隐含的意义和问题。另一些人则习惯于思考一些比较宏观的问题，如文学史的问题，时间精力都用于看教材或者别人的著作，总想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想出一个新说法，这又很容易流入空对空。第二种学者并没有选择一块阵地，首先全面完整准确地收集相关文献，在充分熟悉这个领域的基础上，从中发现新的问题，或者对原有的问题做出新的分析或评判。这两种情况在古代文学研究界都存在，可能后一种情况更普遍一些。不是说理论不

3、重要，但我要首先强调，文献是最重要的，是基础。缺乏文献基础的文章，套用一些理论模式，如所谓女性研究、接受传播、文本细读这些套路写，换点花样，其实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你想得到的，别人也都想得到，这样的文章可有可无。但如果是发现新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就会变成这个领域的专家，在其中发现一些新的问题，这样的研究往往是比较可靠的。很多专家看论文，不论是博士论文、硕士论文，还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首先关注注释里面提到了哪些文献。如果都是常见的几种文献，那这个文章的质量多半平平；如果注释中有几条文献、有几本书，是没有看过、没有注意到的，甚至是不知道的，那么这样的研究可能是真正站到了前沿，研究者读了很多其他学者不了

4、解的文献，这样的文章可能是提出了新的问题，或者是对原来的问题做出了修正或更新的分析，比较有价值。研究一个作家，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相关资料，然后对这些资料进行考辨。最好是先作资料长编，把作者的生平、作品的写作时间、地点，以及相关的人和事的时间、地点搞清楚。比如归有光，大家对他的名篇项脊轩志比较熟悉。这篇作品确实写得很感人。原来的学者分析，此文之所以写出人间真情，是因为归有光属于唐宋派，反对复古派，复古派只重模拟，不写真感情，唐宋派则强调表达真感情，所以归有光在正确的文学理论的引导下，写出这样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这好像言之成理，实际上大错特错。因为项脊轩志是归有光19岁时所写的，此时哪有什么唐宋

5、派？他哪有什么反对复古派的文学主张？他只是会读书，会写文章，又比较敏感，此文写了奶奶、妈妈、保姆、妻子、Y鬟等，全是女性，由此可见归有光多愁善感的气质。文章尽管后来做过修改，但主体部分是他19岁时写的。如果连这一点都没弄清楚，就想当然地演绎发挥，难免蹈空。注重理论研究的人，往往不注意一些史料和技术问题，有时不免闹笑话。我再举一个例子。水浒传里的宋江，在衙门任职时就专门干一些违法的勾当，执法犯法，总是给犯法者偷偷报信。误杀阎婆惜以后被流放，路过梁山泊时，被众好汉救上山。很多梁山好汉都曾受恩于他，一定要把他留下来做山寨之主，宋江这时却完全变了一副面目，死命地不肯留下，说什么我家三代无犯法之男，我绝

6、不能玷污父母给的清白之体，我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服罪、认罪，等流放期满后回家尽孝。这和知法犯法、为非作歹的宋江完全是两码事情。梁山好汉挽留不住，只好让他走。后来在花荣那里又出事被抓，又路过梁山，他依然以同样的理由不肯留下，说的话也几乎和上次一模一样。直到后来在涪阳楼吟反诗，马上要被杀头，幸得梁山好汉来救，才终于下决心上梁山。宋江前后判若两人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过去的文学史分析说，这反映了小知识分子、小官僚走上革命反抗道路的艰难曲折。这是套用革命年代的概念，好像也很有道理，实际上根本站不住脚。水浒传是由说书人讲故事慢慢丰富发展起来的，当初都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如林冲单元、武松单元、鲁智深单元等等。说

7、书人说上一个单元，可能要一天，或要说几次。等到后来要把这些单元连在一起，编成一个大故事的时候，是怎么样操作的呢？早期人们编小说时，根本没有编写长篇小说的经验，只有古代史记列传体那种模式可以套用。短篇小说把故事讲完就算了，长篇小说按中国古代史书里的列传体结构并不合适，应该构成一个整体。怎样构成一个整体？我们现在讲要有中心人物、中心情节，但当时并没有这种经验。最早的时候，就是设定一个外在的框架，然后再去填满，形成一个整体。比如说水浒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零八将、西游记的九九八十一难等，都是这种类型的框架。直到红楼梦，尽管小说写作水平特别是结构水平有很大进步，但“金陵十二钗”之类，仍存在这种依赖

8、外在框架的痕迹。回到水浒传，为了编成一部整体性的长篇小说，一定要设置一个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外在框架，然后把它填满。如何让这一百单八将都上梁山聚在一起呢？这就必须要有一个人物穿针引线。在水浒里，宋江就是这个穿针引线的人物。因此小说中一定要安排宋江和各种人交往，不能让他留下，必须让他下山，山下还有那么多人等着他带上山呢。直到带到差不多了，就不再下去了。让宋江找什么理由下山呢？宋江本是一个为非作歹的人，只好硬编理由，说什么他家三代无犯法之男等等。这显然与前面宋江的形象相矛盾，理由编得很勉强，甚至可以说很拙劣，但也只好这么硬编了。所以，让宋江一再拒绝留在山上，一定要下山，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小说结

9、构和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当然也可以说这反映了小知识分子、小官吏走上革命反抗道路的艰难性，但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我们如果不了解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不了解这种技术性的原因，就想当然地分析阐释，肯定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文献很多，选读什么文献，研究什么问题呢？我对同学们有一个建议，即围绕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文学现象，查找他（它）们周边的材料，发现与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文学现象有关的文献，发现新的线索，从而对某些问题做出新的解答。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说法，研究的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价值。比如某个时代文学发展走了弯路，这个时代的文学往往成就不高，从欣赏的角度看价值不大。但从研究的角度看，

10、探讨这个时代文学为什么衰落，就很有意义，跟研究某个时代文学为什么繁荣一样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有意义。当然，话虽是这么说，研究的价值与研究对象的价值还是有一定关联的。我也只是说研究的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价值而已。现在有些研究者，避开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文学现象，选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家族、文人群体、文本等进行研究，说是填补空白，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这种对象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填补这个空白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如果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角度切入，在这些文学现象中挖掘出了重要问题，那就很有意义，另当别论了。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所以相对来讲，还是研究比较重要的作家、作品

11、、文学现象，比较有意义，也比较有可能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得到同行的认可。但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文学现象已经被研究很多年了，直接相关的材料也都被挖掘出来并被利用了。没有新的材料，很难有新的突破。但关于这些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文学现象，还存在大量外缘性的材料。如果我们能扩大搜寻范围，往往能有重要发现。我认识的一位学者，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就是人民大学的郑志良老师。他重点研究明清戏曲小说，特别是汤显祖、儒林外史等。这些作家和作品人们都研究了多少年了，现在发表的文章很难有新意，似乎已经很难取得突破了。但郑志良老师注意查各种书目，并尽可能找到有关文献，就取得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成

12、果。比如儒林外史到底是五十回、五十五回还是五十六回，第五十六回“幽榜”的内容是否是吴敬梓所写，这牵涉到如何认识和评价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因此是极为重要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历来学术界争论不休。大家从文献学、思想分析、文本结构分析、小说所写故事的时间地点关系等多个角度，提出了种种见解。能想得到的办法几乎都用过了。郑志良老师则从文献的角度出发，在图书馆发现了吴敬梓的朋友宁楷有一部修洁堂稿的稿本。其实以往研究儒林外史的学者，也已经注意到宁楷，也曾搜罗他的作品，但只看到修洁堂稿的节选本修洁堂集略的刻本。因为宁楷缺钱，只能刻这个节选本，无力刻全本。这个修洁堂集略中与儒林外史相关的资料，研

13、究者们也都利用过了。其实那个修洁堂稿，也有人曾注意过，那就是蒋寅教授，他曾指出其中有与儒林外史相关的资料。但蒋寅教授不专门研究儒林外史，就没有深究了。郑志良老师发现了这个文献，就抓住不放，找到后仔细看。因为他了解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研究的具体情况，关注点就不同。他发现该书中有一篇儒林外史题词，用韵文的形式将儒林外史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演述了一遍，里面就清楚地写到“幽榜”的内容。而据对该书结集时间的考察，该书应该结集于吴敬梓在世时。也就说，当时宁楷看到的儒林外史，就是有“幽榜”内容的，“幽榜”内容基本可以断定是吴敬梓所写，这就为我们准确认识和评价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提供了重要依据。我认为，这是近年

14、来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研究，甚至是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当然，后来又有学者怀疑宁楷，认为儒林外史中的“幽榜”等情节就是他掺进去的，他写这篇儒林外史题词就是为了自我宣传。这种可能性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但他们都是在郑志良老师的研究引导下继续探索的。郑志良老师的研究，可以说大大推进了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研究。我举郑志良老师研究儒林外史这个例子，一是为了强调，研究必须以文献为基础；二是为了说明，搜罗围绕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文学现象的外缘性材料，可能是发现重要信息、取得重要突破的一个可行的办法。但要做到这一点，有几个前提：一是你对相关研究领域非常熟悉，了解学术前沿，知道在这个领域存在哪些问

15、题，别人已经做过哪些研究，还存在哪些遗留问题等；二是你必须在搜罗文献方面下死功夫。一旦发现哪种没有受到关注的文献，一定要抓住不放，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找到，而且要从头至尾地好好阅读。带着问题，寻找和阅读文献，文献和问题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发现突破口。所谓文献之学，主要是指目录、版本、校勘。我提文献意识，首先要强调的是目录意识。要善于利用目录。古往今来，人们都说目录是学术研究的指路灯。你要研究一个领域，比方说宋代的春秋学，又比如说要研究一个地方、一个家族的文学，利用相关目录，你一下子就能知道在这个领域有哪些著作，这个地方、这个家族又有哪些作品。我们过去利用最多的就是中国丛书综录，可以说中国古代的

16、重要典籍基本都在其中。我们现在研究一个作家，首先必须对他的著述目录进行调查，知道他有多少作品，包括各个门类的作品。要充分利用目录，找全他所有的作品，在此过程中要注意有些目录实际上可能是重叠交叉乃至是重复或错误的。全面掌握目录后，就要尽可能全部看过。为什么说要全部看到呢？因为有时看起来很边缘、很次要的地方，可能恰好有问题存在。这种文献可能本身并不重要，但里面埋藏着重要信息，可以为解决重要的问题提供线索，这就是目录的重要作用所在。因此一定要不放过任何一个线索，所有的目录都要查到，对一本书到底存在与否、是什么样子的、和其他的书之间又是什么关系等都要进行考证。现在的条件与原来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总目都已经出版。中国古籍总目收录近二十万种书目，尽管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可供查找的基础。现在想研究一个作家，就要利用这些条件，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