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控有力”到“治理长效”：社区矫正效能标准的转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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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维控有力”到“治理长效”：社区矫正效能标准的转向梁盼张昱摘要社区矫正效能标准的实质是以何为标准合理评价其执行效能的问题。“提质增效”成为新发展阶段对社区矫正“软发展”的高线要求，而“维控有力”因限于科层制窠臼仅部分满足社区矫正“硬管控”的底线效能要求。实践探索与反思发现应转向以“治理长效”为综合标准评价社区矫正效能，并从内外部双重维度展开构建：内部效能包括行政与资源/技术效能，主要关注执行机关自身的组织及运转情况，表现为科层制“维控有力”；外部效能更多关注社区矫一定时期内社会各领域的关注重点，此时讨论社区矫正效能议题兼有理论前瞻性与实践开拓性双重意义。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以下

2、简称社区矫正法）亦将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作为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目标。可见，以高效能确保达成高质量目标成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高线要求。那么，以何为标准合理评价社区矫正效能成为新发展阶段面临的紧迫课题。作为满足社区矫正“硬管控”底线要求的“维控有力”标准具有其时代特质与内在合理性。为了应对社区矫正试点和推行前期阶段一些地方矫正监管流于形式的弊端，“维控有力”就构成科层制下确保社区矫正质量的核心举措与效能核，致使矫正教育等相关活动日渐形式化，未能聚焦社区矫正对象需求。这削弱了社区矫正对象参与矫正教育的主体性,更偏离了矫正教育回应社区矫正对象发展的基本角色期待。最后，社区矫正对象虽身处社区却又与社区存在“技术性

3、隔离”，基层社区治理与社区矫正执行工作几乎割裂，并不符合治理理念，更不利于社区矫正效能的释放。通常所理解的效能应该是内部能力和外部效果的整合。就社区矫正而言，“维控有力”只是代表自身组织及运转等内部能力的提升，而在社区矫正对象与基层社区的配合和协力程度等外部效能上着力不足，可见让其作为新阶段社区矫正效能标准有其特定的局限性。研究认为“治理长效”作为综合力的维控举措，守住了低再犯率并回应了矫正合法性质疑的基本底线。然而随着社区矫正法高质量矫正这一高线要求的开启，“维控有力”虽未失去其现实必要性，但作为效能标准却有其必须超越的局限性。（一）科层考核话语的目标替代韦伯认为，科层体系下的机构为了处理现

4、代社会复杂管理任务而演变成非人格化机器，行动建构在功能和效率上，这是现代社会的宿命。它不可或缺，但又问题百出，使得人淡化价值理想、专注功能效率的同时卷入以手段支配目的过程之中。科层制体系向上负责的惯习，导致矫正执行机关较少关注如何有效地服务社区矫正对象，且造成与对象间不应有的其实，我们现在点名工作倒是方便，他们（社区矫正对象）在家用手机拍照上传，这边看定位也对就0K,不用言语确认,即便日常谈话也比较简短，问一问近况，重要的是有记录存档，考核要看那些。（访谈编码,20221207SK）显然，这种考核机制下社区矫正对象演化成监控大厅、工作人员手机等设备屏幕上的一个个“点”和报表中的一串串“数字”，

5、而不被看作具有差异化的整体的“人”，工作人员也较少需要走到社区矫正对象面前,只需盯着屏幕，接收传输文件，然后保留、存档备查即可完成相当部分常规工作。矫正效能也被技术化手段指标化和数字性简化，造成对教育比如全区2022年以前，每年平均下来各（司法）所都组织不下8场分类教育活动、讲座等，主题大多跟随当时的重大时事、关键节点来安排，内容上以学政策法规、邀请搞心理的老师讲讲缓解压力、焦虑等的方法为主，至于效果到底如何，有没有符合对象需求，也确实不太好看出来，考核的时候也只能看到搞了这些，量上还可以。（访谈编码：20220618GJP）在社区矫正对象方，提供的教育项目和讲座自己并不一定需要，但又不能不参

6、加，就演变成了配合矫正机关，以完成任务的态度来参与。一名社区矫正对象表示：你们说是按照规定我需要做这个、需要做那个，那就做咯,你问我自己什么想法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想早点儿过完矫正期，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访谈编码：20221121DC）另一方面，社区矫正对象终究是要在真实的、完全开放的社区环境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一定要先进行关系修复、功能恢复。一位社区矫正对象表达了心中委屈：人不可能一天总憋在家吧，但出去接触人就可能有大小矛盾。像我们这样的身份（社区服刑人员），别人欺负到头上也不能争，更别说动手，只能忍，然后谈话提出来，给的解决办法还是忍，那我还说啥，以后再问就说没事、都好。（访谈编码：

7、20221120ZL）某司法社会工作者也提到：内心和情感上也知道，他们（社区矫正对象）应该出去多和人接触，多处理复杂关系，封闭起来的话，他们的一些固有观念、恶习等不容易改变，但是另一面，从便于管控来说待在家里还是好点，大家都会感觉安全点，少风险少麻烦。（访谈编码：20220608SXG）事实上，关系修复、功能恢复更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核心要素。但整体看来，在维控有力逻辑下对社区矫正对象相关需求不够聚焦。如果分类教育工作仍以完成“量”为主的考核目标展开，社区矫正对象一些更急迫和真实的需要被忽视或供给不够，那么社区矫正效能将大打折扣。（三）对象能力发展的碎片乏力人才有限、需求多元的状况下，司法社会工作

8、者却主要从事着基础性工作而难以分身，或从事专业活动却难以聚焦社区矫正对象需求等问题突出。一名司法社会工作者提到：目前每人手上早不止20个（社区矫正对象）了，一天分批次、分时段签到打卡，一轮下来也费不少时间，之后再整档案、做记录，一天也就过去了。如果哪天要家访、集中学习的话，签到打卡这些还要加班或跟同事错开相互协助，专门面对面交流真不多，能解决多少专业问题真不好说。（访谈编码：20221107SR）二是结构化、程序化能力彝展无法满足社区矫正对象核心功能恢复的需求，也与个别化需要不对等。M区下属某司法所工作人员对此表示赞同：现出一定“人治”和技术控制倾向。矫正执行机关和工作人员大多依据主观判断、个

9、体经验和科学技术处理矫正工作中的问题、事项，更多表现为“以事为中心”的行动逻辑，与社区矫正所倡导的“以人为中心”的成效目标导向尚有差距。有社区矫正对象就说：他们（矫正工作人员）完成了他们的任务，考核就能过了，至于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帮助是不好说的。（访谈编码：20221107SR)社区矫正对象对“维控有力”逻辑下的教育矫正工作表现出较低的参与热情，被置于教育矫正的对立面，是被管控的对象，严重降低了参与感、主动性和能动性，某种程度上使得社区矫正对象的自我矫正意识被弱化，自我教育能力被无视，不利于社区矫正对象就自身问题进行反省、调适、规划以及发展自助能力。在M区，以2022年为节点，笔者所在团队承接

10、分类教育智库项目之前和项目调研期间，该区组织的绝大部分分类教育相关活动依然延续之前模式，在社区矫正对象能力发展上的效果有限，甚至呈现出碎片乏力，可能使社区矫正对象陷入“依赖陷阱”，为其未来能力的长效发展带来挑战。（四）基层社区主体参与度低社区矫正对象的特殊身份易造成社区居民对“安全感”产生部分动摇，难以按既往逻辑安排自身生活，某种程度上可能造成居民意见分化乃至社区关系对立。为此，社区矫正对象通常选择与常规社区居民圈子分离，形成特殊群体，这就改变了社区原有的关系格局。当社区矫正对象想要重新融入社区、处理复杂社会关系、重组社会资源时，将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社区成员产生分歧、纠纷等。在新的关系格局中，如

11、果矫正工作人员专业敏感度不够，或仍主要使用刚性的行政维控手段，依托科学技术为社区矫正对象建构的虚拟行动管控网络执行矫正，未能运用相对专业化、精细化和人性化的内部治理手段调整社区的关系格局，那么社区居民与社区矫正对象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可能持续存在，使社区矫正对象的正常社区融入面临困难。此时基层社区主体的“专业性”、重要性得以彰显，且基层社区主体本身既有参与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能力，也有避免本辖区对社区矫正对象管控不力而影响社区稳定和基层治理成效的内在需求。该区司法局的领导也已注意到与基层社区干部协力的重要性：我们的社会工作者一来大多不住本社区，二来嘛大都刚毕业,对一些实际情况了解不深入，做事难免急躁

12、，但热心程度是蛮高的。倒是社区干部长期工作在社区，与社区矫正对象抬头不见低头见，很容易拉近距离，做起工作来更顺手、经验也丰富。我们之前都没怎么让人家参与进来，现在看要多跟人家合作，这个事双赢。（访谈编码：20220615SXB）日常生活中可以不用严格区分行政逻辑与熟人逻辑之间的界限，而把社区公共事务转化成居民日常面向的简化程序。有经验的基层社区干部正是利用熟人关系分配刚性政治任务，消解行政工作、政治任务对社区居民带来的压力。刻板的政治话语和制度机制的约束，表面上支配着社区矫正对象的行为选择和日常生活，可在他们自身的实际行动中，这些都将还原为极朴素的“付出一回报”机制。一位社区矫正对象直言：以前

13、矫正工作人员都爱拿那些规定压你，违反会怎样，听多了我们就烦了，总想打打擦边球看会怎样。现在嘛，看人家社会工作者小姑娘跟社区干部一起过来，一天也不容易的,都对咱不错的，该配合好点咱就配合，人都是相互的。（访谈编码：20221120MBY)可见，在实际工作中，矫正工作人员的身份角色并不会被过分关注，反倒是人际关系网络维持得好，多社区矫正对象考虑是工作者行动合理的依据，更有利于建构自身的“专业”身份。而在开展基层治理、关系修复和人际关系网络维持方面，基层社区工作者更具有“专业性，他们之前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参与度低本身也不符合现代治理理念。基于以上实践发现可知，社区矫正执行机关意在通过强化维控来降低矫正

14、风险、提升效能，并因此积极提升维控技术手段的科技化水平，此举却可能排斥或淡化了对社区矫正对象能力发展上的关注。而强化了的维控手段和对象需求的不聚焦逐渐消解着社区矫正对象的主体性，导致各项活动场次很多、场面很热闹，但总体效果不尽如人意，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帮助也远低于预期，此外基层社区参与不足也并不符合现代治理理念。故此,“维控有力”标准在面对社区矫正新发展阶段高线要求时具有一定局限性。三、迈向“治理长效”的实践探索：综合效能评价标准的发20222022年，笔者担任智库项目执行者，见证了从立项座谈、项目实施到结项报告的全流程，从而见证了华东A市M区司法局作为社区矫正管理与执行机关从意识到“维控有力”

15、标准遭遇效能瓶颈到理念转变、目标设定、项目实践、实践反思和理论提炼的全过程。自2022年起，该区司法局领导即提议持续展开分类教育智库项目以提升社区矫正效能。尽管该区自身并未意识到其行动是在推动社区矫正效能标准的转向，然而笔者对三年间该区项目设定的内在脉络分析时发现，其中渗透着社区矫正管理与执行机关对社区矫正角色期待和高质量要求的理解并自觉转化为行动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日渐清晰浮现出“治理长效”的综合效能评价标准。本文正是以此过程为分析对象，研究发现“治理长效”的综合效能标准是从社区矫正对象主体性激发和基层社区协同的治理思维切入，以社区矫正对象“软发展”为视点确保矫正长效，从内外部双重维度展开建构的。这里,内部维度是外部效能提升的根基，外部维度是内部效能的拓展和延伸。（一）内部维度构建：以“维控有力”为外部效能提升的根没有“维控有力”作为基本安全保障，社区矫正效能提升根本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