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心理初探”讲坛心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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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种文化心理初探讲坛心得自对社会学迸发巨大热情以来，各种理论书刊已有初步涉猎。但对于本土性的研究，除费老的几本著作外，并未有进一步深入。促使我阅读的动机来源自对当下某一问题产生的疑惑，随即引发了对这一社会现状寻根溯源的好奇心。比如当下对性别问题的热议促使我阅读了第二性、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家庭私有制及国家起源；对当前消费热潮的迷思促使我去阅读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对群体心理的好奇促使我阅读了社会性动物、偏见的本质等等。而近来我又对中国式面子运作机制带来的利与弊产生了好奇,恰逢书单中有一本书名日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也正是这本书让我对“人缘”、“人情”、“人

2、伦”、“面子”、“关系”、“官本位”等问题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此书阅读到大半部分时，正好看到了本书的作者翟学伟教授要来我校开展讲座的消息、，顿时欣喜非常，而此次讲座的名称为“耻感与面子：两种文化心理初探”，这也恰好是书中内容的进一步延伸。本次的讲座主要以中日作为对照，也是翟教授对自己研究方向的进一步深化。在正式探讨中日脸面观之前，翟教授先从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为切入点，简要介绍了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差异：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来行善，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在内心的反映来行善（如“光天化S”一词便是耻感文化的生动体现）。在谈到此处时，翟教授问了一个难题：是否爱面子就是重耻感,或者反之亦然

3、呢？或许是这个问题大家难以回答，翟教授又接连问了如下几个问题：脸等于面子吗？赏脸就是给面子吗？不要脸就是不要面子吗？在翟教授看来，二者并不等同，而是具有先后关系。关于这一点，翟教授并未详细展开，但我此前在书中已对这方面有所了解。如图1所示，脸是一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所表现出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子是这一业已形成的心理及其行为在社会圈人的心目中所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叫作心理地位。（翟学伟，2013）但问题在于，中国人重视“关系”会造成原先统一的脸面发生异质化，产生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中国人在交往特征中的重情轻理倾向；二是中国人在关系格局上所采取的特殊主义；三是中国人在礼尚往

4、来中讲究的形式主义。随之而来产生的局面便是，中国人不再倾向于通过自我的形象来获得他人的心理地位，进而又导致中国人不但在脸面心理与行为中偏向面子，而且还造成了脸和面子的分离（见图2）。这意味着，中国人的做人重点已不落在自己的人格与品性的施展上，而是放在以他人为重或表面应酬上，即处处考虑情面（翟学伟,2013）o对于上述关系模式，翟教授用一句简短但又精辟的话进行了总结概括：“脸是自己挣得，面子是别人给的。”那么这种脸面观缘何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国民性当中呢？从书中得知（如图3）,中国人际关系的构成基础来源自天命观（人缘）、家族主义（人情）和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伦理思想（人伦）。一般来说，人情是其核心，它

5、表现了传统中国人以亲亲（家）为基本的心理和行为样式。人伦是这一基本样式的制度化，它为这一样式提供一套原则和规范，使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遵守一定的秩序。而人缘是对这一样式的解释框架，它把人与人的一切关系都设定在一种表示最终的而无须进一步探究的总体本源框架中。由此，情为人际行为提供是什么，伦为人际行为提供怎么做，缘为人际行为提供为什么，进而构成了一个包含价值、心理和规范的系统。在日常生活中，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而运行（翟学伟，2013）。这与西方的罪感文化大相径庭（如图4）。罪感文化来自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意识，原罪意识则来自西方文化中的神人关系。原罪所塑造的自我将导致一个人将自己投入到自我隐藏、自我展示或

6、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其中包括成就动机、自我独立、自我效能乃至忏悔与救赎等方面，而自我评价则意味着一个人的反思、自救、忏悔、解脱（翟学伟，2016）o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罪恶感发自个人的灵魂深处，受他人责难才知羞耻。（本尼迪克特，1946）那么耻感文化在中日两国又有何差异呢？对于这一问题，翟教授用自己在日本吃、住、行的三次经历，来形象的描述了中日耻感的差异。这三个故事，翟教授不仅在很多讲座中都有谈到，而且在自己的文章耻感与面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中也有所提及，在此不再赘述。翟教授认为，日本人的耻感过于强调了由耻感的发生带来的社会效果。也就是说，既然一个人

7、知耻，后果很严重，那么就不要有羞耻的行为;如果一个人不知耻，做出了不当的事，那么他人的积极性应对就是善意地制造耻的情境，让他意识到自己面临了耻的危险，而消极的回应就是任他被人耻笑，让他无地自容（翟学伟，2016）。此外，翟教授认为，即使没有耻感，日本也会制造耻感（如倘若中国人洗手后为甩干手将水飞溅到地上，国人为面子或许不会干涉，但日本人会把对方叫住请他擦干或自己拿出纸巾来替对方擦干，这便制造了“耻”），这一点观念无疑是超越本尼迪克特的。但在中国，上述行为不是与人为善的做法，应该极力避免，于是“面子”出现了。人无完人，倘若个人造成了过错，最佳方法便是“掩盖”与“保护”。依照戈夫曼（1989）的拟

8、剧论，面具就是起保护作用的，“印象整饰”正是为了把好的一面留给观众。隐私，在西方也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在日本，自罚、自嘲或由武士道传统所形成的雪耻等也是一种保护，自杀则是一种极端的一了百了的保护。还有一种保护是该社会给耻留出宣泄的余地，即社会对耻的压抑使日本人会寻求另一些场合下对耻的放纵，醉酒、祭的民俗、低俗文化与色情漫画（布鲁玛，2010）通常都成为其宣泄口。而中国文化则未有耻的放纵的宣泄口，整个文化讲究“乐而不淫二比较而言，面具的遮蔽是自我保护，耻的放纵是社会性保护，而面子的维持是相关人之间的保护。一个人要求他人给面子，就是要求知情者彼此心照不宣。在这样的保护圈内，人们彼此可以玩笑,但不得对

9、外宣扬（翟学伟，2016）o综上所述，中国和日本的耻感文化模型便如图5和图6所示，其中中国人的耻感文化比日本人多了一个面子运行的环节。此外，在讲座中还存有一个贯穿全局的问题，那就是本土性研究的问题，这也是翟教授毕生所钻研的重点之一。本土的研究可以称之为本土化，但翟教授提出了一种新概念，叫本土性研究。本土化是在承认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生搬硬套到中国，但“驴唇不对马嘴”，随即需“化”，化到合适为止。它试图转化西方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只是目前达到的程度仅仅是转化了一些概念，方法和理论却很难转化。因此，翟教授转向了本土性的研究。本土性就是不转化任何东西，在对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思考中建构自己的概念和理论，

10、以此也与人文、国学进行区分一一因为它们不需要建构概念和理论。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作本土性的研究不单是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即一个转化和重构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本土社会的问题，而是一个参与改变一种学科框架或推动这个学科框架发生进一步扩张的问题（翟学伟，2013）o我们既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现成的东西，也不能投机取巧地做二元式的对比，更不应回到传统学术思维中去，而是既要全面了解西方有关学术思想，又要直接面对我们自己的社会、文化、心理与行为，重新进行思考和研究。凭借这种视角，我们既能看到历史演变和文化理念如何造就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背景和特定情境如何模塑了我们的心理和行为，以及我们现在的社会与文化面对

11、现代化究竟能有什么样的改变，又能看到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在视角与方法论、理论与概念、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等方面能为我们所投身的学科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以上便是翟教授讲座的全部内容，讲座中未详细展开的内容在翟教授的论文中也都能找到答案。此次讲座也进一步深化了我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人情面子问题在中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有很多人苦其久矣，但也有很多人乐于借此达成目的。人情面子如此受到中国人的重视，是因为它的运作方式同情理社会相契合。这种社会中的人在行事的时候总是力图在情理上找到一条平衡的中间路线，并通过同情心的方法获得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的过渡。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借助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

12、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翟学伟，2004）o因此中国的很多关系是结构性的，无法由个体的意志决定，我们既深陷其中，又得其裨益。追根究底，我们处在结构中，受结构约束，纵身跳进了社会的陷阱。按照功能主义的分析，社会是自有其独特运行机制的系统，对系统中的行为人而言，这些运行机制常常是朦胧的或模糊的。社会学揭露真相的母题就是穿透言词的烟幕，深入到行为背后去发现人们不会承认的，而且常常使人不愉快的行为动机（彼得1.伯格,2014）o每每阅读到不同社会学家对社会所持的不同观点，自己也好似透过他们对社会运行机理的分析管窥到了一二，这不但使我对社会有了更

13、深入的理解，同时也可以对社会达到祛魅，即许娘光所言的“边缘人”状态。但翟教授在讲座中同时也说到：“看台上呐喊的人太多，下台踢球的人太少”，仅仅依靠少数人无法建成理想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在看穿意义的同时，也应积极走上拆解意义的道路，摆脱教条，承担社会责任。“社会学总是吸引着那些有心去理解尘世间苦难和想法给世界带来正义的学者。马克思面对贫困的惨状和少数人积累的财富，形成了追求所有人平等的愿望；涂尔干面对急遽变化的社会状况和不断觉醒的个人主义，通过共同的道德感，寻找一个可以将人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世界；美国社会学家面对移民问题、城市化问题、贫困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试图创立一门能够用来解决严重社会问题的实用科学”等等无一不是社会学家们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社科带不来高楼大厦，带不来楼堂馆所，但我们可以凭借它们去触摸世界，触摸真实。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这也许就是社会科学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