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人才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调研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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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贤人才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调研报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乡贤文化赋有浓厚历史底蕴，体现着仁、义、礼、智、信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凝聚着一批心系乡土、助力乡村社会发展的贤人志士。在对传统乡贤文化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结合乡村振兴时代需求，新的乡贤人才群体出现。新时代的乡贤人才，作为服务乡村建设的重要一类主体，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独特意义。丰富乡村人才振兴队伍，要重视乡贤群体这类人才的回归及内嵌。一、乡贤的历史演变乡贤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及外在符号形式，作为一类独特群体，乡贤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一代代乡贤以自身学识及高尚品德凝聚乡贤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乡贤文化“

2、地域性、崇善性、亲缘性和政治性特质并未随时代变迁而发生改变”，联结着游子与乡土，凝结着乡情与乡愁，传达着崇德向善，奠定乡村振兴伦理道德基础。（一）式微：传统乡贤力量逐渐解构早在传统社会，人们对乡贤的称谓不尽相同，如“乡达，乡绅”，士绅，等Q他们大多耕读传家、家底殷实、德高望重，公共意识及奉献精神较强，造福于乡里。传统乡贤，不仅体现着中国农耕文明，更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品格。至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试图以保甲制、警管制等措施，将官僚体制下沉至县级以下治理单元，削弱地方自治力量。乡绅、土绅逐渐行政化，从非正规性管理者转变为合法官员身份，角色更具有权力色彩及外延出商业化色彩。传统乡贤赖以存在的社会

3、环境及基础条件被破坏。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乡绅阶层逐步瓦解，传统乡贤力量式微，并面临着解构困局。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权下乡及政党下乡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结构被打碎,封建固守的家族、宗族文化被肃清，并逐步塑造出新的政治认同及意识形态，而新政治体制及管理方式也消除传统土绅阶层所产生的社会基础条件。（二）复归：乡贤文化复苏及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放权与赋权中，社会区域流动、城乡流动日渐活跃，乡村社会重新获得自主空间。社会自主性力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以成长，传统文化也在较为宽松的社会大环境中再次复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得以继承，乡贤文化得以复归并实现新的发展。乡贤群体以新的形态崛起，如“乡村精英

4、”“经济能人”“致富能手”等。他们延续着传统乡贤某些特征，有经济实力、社会资源，有善心能帮扶乡亲。各地以“双带工程”等举措呼吁精英能人返乡，实施乡贤政治、富人治村等Q重新复位的乡贤群体，身处经济发展大潮，经济人的身份属性放大。乡贤在农村经济领域发挥着引领作用，有见识、有威望、有担当，回乡投资建设小型企业及公共项目，自愿扎根乡土，在乡村社会建设及基层治理中体现重要价值，与乡村社会的转型发展有着内在联系。在“乡政村治”模式发展过程中，富人治村经济属性的放大化，也使乡村出现“贿选”等自治异化现象。（三）新潮：新乡贤赋予多元角色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呼吁新乡贤、新乡贤文化

5、作为推进新型乡村发展的重要助力，实现建设“美丽乡村”的目标。人们对“现代乡贤”的认识逐步走出了对传统乡贤的理解，现代乡贤打破了地域、年龄、家族限制，看重贤德和才能，强调造福乡里、贡献一方，是对传统“乡贤精神”的继承。具体来看，道德品质高尚、具有奉献精神及公共意识的乡村教师、基层干部、乡间企业家、道德模范、精英能人、德高望重长者等，只要造福乡间，都可划定为新乡贤。涵盖着知识型、经济型、政策型及品德型等不同群体。新乡贤作为新时代的一种关系型社会资本，是汇集乡村振兴强大合力的重要媒介，主体范畴愈加广泛，并且在继承传统乡贤文化精神基础上，外延出诸多新特征及功能，以现代知识、新思想观念、新技能作用于乡村

6、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治理有效等各个方面。新乡贤作为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一类群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随着时代发展和乡村社会变迁，人们对于乡贤“贤德”评价标准也更加宽泛。当前，乡贤文化体现的伦理精神也“在多样的具体性之中展现道德价值的普遍性”。无论标准如何演变，乡贤核心要义仍是“乡土”与“贤达”，以公益性为显著特质。总之，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以才学和德行教化乡里并化解乡间矛盾，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倡导者和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是传承乡贤文化精神的主体。二、乡村全面振兴对乡贤人才的需求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党和国家赋予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新的任务与目标。为解决乡

7、村社会出现的村落文化式微、乡村秩序失衡、乡村情感认同与共识性弱化等现实问题，需要高度重视乡贤人才的“德性”功能，以此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一）秩序失衡：乡村社会秩序重构需要乡贤乡村社会秩序是乡村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约束着乡村民众日常生活、生产及社会交往行为。秩序重建需要单位内民众的参与。传统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存在礼治与法治两种秩序。在现代化冲击下，中国乡村社会传统秩序逐步解体，依靠道德教化和权威力量震慑的秩序弱化，宗族权威及话语力量渐弱，以亲缘、地缘为主建立的乡村秩序被打破。在现代社会转型发展中，既缺乏传统文化价值指引，也尚未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秩序原则，乡

8、村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如利益纠纷、孝道危机、诚信危机等，乡村社会中“礼治”束缚力趋于下滑。重建以传统优秀文化为价值指引、体现现代民主和法治精神的乡村社会新秩序，需要现代乡贤群体参与。新乡贤具有较高文化知识、相应品德素养，懂政策、晓法律，深知乡村社会治理秩序重建的根本所在，能够切身参与到乡村秩序重建的实践中，可以与地方政府及其他社会力量形成良好协同机制，利用自身经验或者学识助推乡村治理“三治融合”，正确处理矛盾纠纷，更切实际的为乡村秩序重构出谋献计。（二）共识离散：乡村文化自觉与情感凝聚需要乡贤乡村社会由封闭转向开放，功利主义与传统文化碰撞,乡村道德伦理观念趋于弱化农民精神信仰面临重要挑战,公共参

9、与意识弱化，思想观念趋于利益化与现实化，以致出现行为失德和价值观崩塌的问题。重塑乡村文化自觉，凝聚乡情感召力与共识性，需要乡贤人才的积极引导与示范。强调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乡贤的言行举止、品德修养都体现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能够推动乡村公共文化重建，强化乡村文化自觉。同时，为解决乡村社会原子化、个体化等问题，乡贤人才可以推进乡村公共性再生产建设，“在公共行动中孕育、产生村落社区的公共性，最终实现村落公共产品的自我生产或自主供给”。无论是乡村文化自觉强化，或是乡村公共性再生产及共识性凝聚，都需要重要主体来引导。乡贤人才恰好是最合适的角色。能以德行教化乡里，以传承来弘扬乡士优

10、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民众的道德伦理内在约束性，引导规范民众行为，参与建设乡村公共性机制，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三）公益虚化：乡村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乡贤在传统社会，国家权力难以有效下沉基层社会，乡间德高望重的贤者或者具备宗族权威的大家长，承担着组织乡间修路铺桥、施衣布粮等公益重任，为造福桑梓提供着资金、粮食等资源，是国家基层社会的重要治理力量。改革开放后，随着乡村社会人口流失、精英流失，乡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乡村公益主体力量不足，乡村公益组织也逐渐虚化。发展乡村公益事业主要由村“两委”承担。多数村庄集体经济无法承担公益项目支出，其他社会性募资也困难重重。基于经济人理性

11、选择，原先村集体“义务工”行为也日渐消散。可以说，村级公益基本虚设,没人没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需要国家政策性支持,也需要社会公益性力量助力，推动建设乡村公益事业。乡贤人才作为最赋有“公益性”的乡土能人，是推动发展乡村公益事业建设重要组织者。乡贤本身具备一定资金实力，愿意贡献财力，能切实为乡村公益事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也能以自身号召力和影响力，凝聚乡土社会公益力量，凭借社会关系网拉动更多慈善主体，形成乡村公益组织主体合力及资金积累。在推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阶段，乡贤人才作为乡村场域内相对赋有民间属性的治理主体，能发挥人脉、信息、资金、产业等优势，在基层政府、村庄内各类组织、村庄外部社会

12、力量间进行协调，增强乡村治理共同体合力，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乡村人才振兴队伍，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三、乡贤人才内嵌乡村发挥效能的路径现代乡贤人才是新时代乡贤文化中最鲜活的要素，赋有地域性、示范性、公共性、崇善性重要特征。重构乡贤文化，呼吁和引导乡贤人才回归乡土,可以优化乡村基层治理人才、资金等资源结构，推动乡村治理“三治融合”体系建设，推进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为此，需要优化乡贤人才内嵌乡村具体路径，强化乡贤人才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价值。（一）地域性：乡贤嵌入县域内地方组织乡贤赋有乡土性，要以乡愁和乡情来紧密乡贤人才与乡土联系。从村、镇治理单位来看，所含乡贤数量及引才能力十分受限

13、。以县域为单位引才，不仅能优化整合乡贤力量，更能扩大乡贤人才发挥效能辐射面积。以县为单位,建立与乡村现代化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乡贤组织，如乡贤理事会、乡贤研究会、乡贤智囊团、乡贤调解工作室等。同时，引导乡贤参与到县域内地方性治理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中来，推动乡村基层社会自治、德治与法治融合治理。以县为单位，通过正式程序让乡贤人才参与到乡村基层治理组织中，使其行为更具规范性，为民办事更具话语力量。具体来看，乡贤人才以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等资源要素，依托县域发展支持，开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乡村书画屋等，来服务于村民生产和精神需要；通过“县聘村用”等方式，在村庄内担任挂职村干部、村务顾问、法律顾问等，

14、强化村庄自治、德治及法治力量。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下，以县域为单位引导乡贤人才嵌入地方性组织内,能更大程度实现对乡贤人才的引才、留才及用才。（二）示范性：规范乡贤个体行为范式乡贤之所以被称为“贤者”，正是因为其言行体现着高尚品德，具有重要示范性作用。基于现代乡贤德性，规范乡贤个体的行为范式，以行为规范号召力与示范性吸引更多人力资源、资金支持流入乡土。乡贤个体“可以通过自身权威感召乡民，从而将乡民凝聚在一起，共同参与乡村公共生活”。乡贤人才能唤醒民众公共参与精神，提升乡村社会共识性和凝聚力。如种植大户、宗族长者、经济能人等，以地缘、亲缘、血缘关系，凭借自身生产生活的行动成绩、服务乡间百姓的贡献、村民

15、得以依靠的资本等等，在乡间起到重要的号召力和示范性作用。他们以德性行为趋向为村民树立积极形象，引导并教化村民；以其学识、技能得到本区域范围内村民广泛认可，强化乡间共识性。退休干部、退伍军人、技术人员等主体归乡，能以在城市掌握的资金、人脉、宽泛见识、新理念和新技术等，在推进乡村振兴中起到良好引领作用，提高乡村产业技术性和乡村治理有效性，甚至牵动呼吁更多乡贤个体回归乡土0充分发挥乡贤人才个人魅力、经济实力、价值观念、技术能力等要素功能，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起到示范、引导和教化的关键作用。（三）公共性：完善乡贤治村制度体系保障基于现代乡贤的公共意识及威信地位，要积极引导乡贤人才参与乡村社会，充分挖掘

16、本地乡贤文化资源，复兴传统公共意识，积极整合现代乡贤群体力量，营造良好的乡贤参与环境，保障乡贤群体参与行为的公共性。这不仅要乡贤群体及其他主体有内生、自发维护乡村公共性的自觉，也需要外在规则加持保障。一是制定乡贤回归的相关政策，保障乡贤回村及参与治村程序合理性。返乡行为具有高度自由性，但返乡能人回归乡土后，如何更加正规性嵌入到乡村生产生活中，如何更大化发挥个人推动乡村振兴效能，这需要地方形成一系列引才、留才、用才政策或方法。相关部门要不断完善人才制度体系保障，来吸引和激励乡贤人才回归乡土。同时要保障乡贤治村行为的规范性和有序性，不能单靠道德自发性约束，也需要在法律、政策方面以成文规范加以约束，强调正式规则的必要性。二是完善以市场规则来吸纳乡贤回流的运行机制。吸引乡贤人才回归，也要符合“经济人”属性需求，结合市场规则和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确立适合各地方的经济要素引才机制，吸引大批退休人员重返乡土，聚焦投资者返乡创业,最大限度激活人文资源，凝聚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