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含义分疏及其正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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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学的含义分疏及其正名古代学术可以概称为四部之学,以经部为首,甚至自汉武帝以降直至清末,被称为“经学时代”,经学在古典学术之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但经学到底指什么,肇端于何时,却历来聚讼,仍待我们仔细辨析。考镜源流,经学之义,大致有五种说法。第一,以“经”为古代图书之型制。许慎说文解字云:“经,织也,从幺里声。”此一观点从本字入手,以为“经”是一个左形右声的形声字,与丝线有关。章太炎又推阐此说:“经者,编丝缀属之称专(传)之得名,以其体短,有异于经。”(国故论衡)其以为周秦竹简之书用经线连贯,故书籍也称经;而传记之传,是专的假借,是直接为经服务的。且经最初非专名,而是诸子书之类名,如墨经、黄帝内
2、经等。需指出,章太炎的类似说法当置于其“藏经于史”,化经为文的角度来理解,有很强的时局关切。第二,前孔子之经。此称诗书礼乐等为王官学固有之经,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庄子天运篇亦引老子日:“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不过先秦时有关记载仅是只言片语,未成系统。自刘歆以来,有关“诸子出于王官”说便蔚然风行,此说强调六艺出于周初王官,而后衍生出诸子百家,当然亦包括儒家(盖出于司徒之官),由此又衍生出“六经皆史”等观点,受到王阳明、章实斋等儒者之肯认。而近代以来,康有为等今文家敏锐地发现如果坚持“诸子出于王官”说,虽然使得六艺赅备诸子百家,凸显六艺的整全性与涵摄性,但却一方面使六艺之教与诸子百
3、家杂而不分,未能凸显正统与异端之别;另一方面,六艺之教肇端于王官,则孔子与六艺的关系便显得十分脆弱,淹没了孔子对六经的述作之功。由是反对刘歆“诸子出于王官”说,甚或怀疑刘歆伪造群经、批评刘歆所谓“周公作周礼”诸说,强调孔子制作六经,为大地教主,儒家为传经者等鲜明立场。这一说法虽然招致章太炎等古文经学家的批评,但又深刻影响了近代一大批受新式教育训练的学人,可以说为重塑中国学术奠定了基础,而这却非起初争论双方所能预见。第三,强调经学为经过孔子删述、编辑后之六经(即孔子经典化的六经),抑或可称之为“经孔子订正的先王之典。如庄子天运篇即云:“孔子谓老聃日: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熟知其故矣
4、。”而自汉武帝经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后,开始“推明孔氏,表章六经”,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开始逐渐密不可分。正如司马迁云:“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在汉代,一方面孔子因作六经为汉(抑或为后世)立法,而成就其至圣地位(中庸“作者之谓圣”);另一方面六经正因孔子手订,且折中于夫子,因而更具权威性与神圣性(公羊传言“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文心雕龙云“道沿圣以垂文”等,皆具此义)。此说法在以今文经学主导的汉代尤为兴盛,因此自晚清常州学派发扬春秋公羊学以来,又再度复兴。尤其在清末受西方进化论影响颇深的公羊三世说开始席卷全国,而廖平、康有为掀起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又开始了对古文经学
5、的全面批判,由此却又引发学人对传统经学的全面怀疑与否定,影响了近代一批新式学者。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为例,其从现代学科“扬子抑经”的立场出发,承认“诸子不出于王官”,诸子盖因时势而起,突出其因应时代而生的初始性和独立性,由此强调诸子的开端意义。而冯友兰更是在此基础上斩断了六经与孔子的关系,而仅将论语附着于孔子之下,从而使孔子与其他诸家百家无异;同时真正的六艺之学要等到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才得以确立。因此,冯氏将诸子到汉初称为“子学时代”;汉武帝“表彰六经”之后直至近代经学瓦解,称为“经学时代”。近代学术,经历了由“诸子出于王官”,先秦王官失散走向诸子学的古文经学叙事;转向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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